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作者: [美] 陶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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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9 月,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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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内容简介：一九四九年两岸分治，此后蒋介石的历史评价始终摆脱不掉“丢掉中国的人”。其专制性格，加上白色恐怖的印象，也似乎掩盖了他的复杂功过。然而蒋介石是唯一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都曾掌权的政治领袖，终其一生不断参与具世界影响力的政治事件，且其时间长度近代少有人能及。蒋介石的一生牵动着现代中国的挣扎以及世界局势的复杂变换。
哈佛学者、前美国驻华外交官陶涵的这本《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通过近几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以及一系列难得一见的档案，在历史还原到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以第三方视角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政治家。他一方面敌视中共，却敬佩他们的纪律与效率；他多次受史迪威侮辱、冒犯，但训斥后便不再记恨；他年少时曾经风流，却对宋美龄情有独钟；他思念儿子却谨守家国分际，不愿用条件与斯大林换回蒋经国。他要求属下忠诚至上，却也会行径残暴，运用一些拙劣的外交手腕。《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是紧扣时代、贴近人物的蒋介石传记。不论你怎么看待蒋介石一生动荡岁月的功过，这本书里他的故事大有可观。
作者信息
陶涵（Jay Taylor），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国语文及事务。曾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告与分析；美国与中共建交后，任北京美国大使馆政治参事，后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蒋经国传》。
译者：林添贵，国立台湾大学毕业，历任企业高阶主管及新闻媒体资深编辑人，逢甲大学兼任助理教授。译作极丰，有《蒋经国传》、《裕仁天皇》、《转向：从尼克松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密》、《季辛吉大外交》（合译）
图书摘要
（注：1937年）七月七日炎热的夜晚，明月当空。日本华北驻军（兵力仅约五千到七千人）约一百三十五人在距北平十英里的八百年古桥芦沟桥附近演习。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国二十九路军士兵对朝向芦沟桥逼近的日本武装队伍开火。日军反击。双方军营联络官通电话后，互相道歉，但是日本旅团长不想示弱，下令炮击中国部队，中方也立刻回敬颜色。
蒋氏正在庐山主持军事会议，半夜接到电讯报告此一事件。他不敢确定这是又一次的意外开火，还是有如九一八事件，是日军藉机挑衅。他指示二十九路军军长谈判，但“应固守勿退”。然后，他拍发电报给各省主席各直辖市市长，以及驻军司令长官，下令实施戒严以及“全面动员准备”。最重要的是，他从最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派遣三个师跨过黄河部署到华北地区。这可是塘沽协定对中央军下的“禁区”，蒋晓得日本人不甘示弱，必定会有反弹。
芦沟桥开了第一枪之后不到数小时，毛泽东和朱德通电蒋委员长和共军所有单位，宣布红军将完全听命委员长领导，接受指挥。七月九日一大早，芦沟桥地区中、日双方指挥官协议停火，相互撤退。日本陆军最高本部训令驻华派遣军司令不要诉诸武力。可是，国内出现异声，要求非得教训狂傲的中国人不可。新任首相近卫亲王派三个师团驰赴事件地区。
日军七月十二日抵达天津时，蒋拍电报给国军二十九路军，声明：“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他立刻呼吁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的西方签署国家介入调停，但是蒋无疑料想得到美、英、法、意只会怯生生促请日本节制。为避免激恼日本，美国国务聊赫尔(Cordell Hull)甚至停止交运中国政府已购买的轰炸机。美国传教士推动禁运战略物资给日本，但国会拒绝采取行动。
詹森大使觉得中日双方剑拔弩张的原因不明，他只能向国务卿报告：“对于起因与后果，皆无法有可靠的评估。”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Grew）则深怕引爆“反外情绪”，虽奉训令，却不愿传递华府婉转表示关切的讯息。七月二十二日，芦沟桥地区日军指挥官定下期限，要求中方部队后撤；但中方奉蒋之命发动攻击。近卫内阁在全民热切支持下宣布，日本“现在被迫诉诸果断行动，惩罚中国军队的暴行，让南京政府恢复理智”。日本政府内部“有人主张对华开战，也有人坚决反对开战”。原因之一，像当时新任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多数日本人对痛惩野蛮中国的能力极有自信，认为中国终将被迫接受扮演月球的角色，做起东方新兴帝国的卫星。
七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拍发电报给在溪口读史书、练书法、写留学苏联回忆录的蒋经国，叮嘱他：“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所谓“有以制之”指的是德国顾问培训的部队，尤其是那些配备德制武器装备的部队。同时，在庐山举行的一项谈话会宣布共产党为合法组织，但是蒋无法让出席人士同意“对日宣战”的议案。于是他在八月七日召开军事委员会，宣布全面抗战是国家政策。蒋不顾党、政体制，凭一己之力强行通过对日抗战。过去八年，蒋始终相信他坚持暂时求和、争取时间建构兵力是在展现意志力和勇气。但现在，他决定坚持作战到底的政策。
到了七月底，已有十六万名日军涌入河北省。二十九军军长不战就弃守北平。毛泽东命令共军跨山西，向河北挺进以支援系出军阀阎锡山的傅作义部队。然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显露他避免与日本人严重冲突的意向，透过无线电告知共军将校，早先的命令纯为宣传之用。他说，事实上，共军部队应慢慢移动。他们可以“每天移动五十里（二十五公里），每行军三天，休一天”。
蒋立刻调遣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国武器的八十七、八十八师布防在上海市郊。他在上海求战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吸引众多敌军离开华北，吓阻日军向武汉前进，使苏联对华供应线畅通。蒋选择固守上海，并在败象已定的情况下坚不撤军，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前文已述，他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相信他们可以战胜，法肯豪森一再坚持“上海必须固守”。他们俩都晓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有利日本机械化部队行动，但上海的街道和周遭地区满布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
蒋氏一心一意坚守上海同时有心理及政治的因素。当败战已成定局，他不但没有控制损失，反而下令部队奋战到底，因为他要藉英勇牺牲和展现钢铁般的意志，号召全民团结。此外，他希望上海保卫战比华北作战，更加能影响签署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除了德国之外，即将于十一月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数千外侨住在毗邻接战地区的外国租界里。但是，鉴于蒋氏过去数星期、数月和西方政府的外交互动毫无建树，华府怯懦地表示中立。民主国家已为本身的经济萧条焦头烂额，其人民又有深厚的孤立主义、甚至姑息主义倾向，蒋介石对此很清楚，他甚至不去期待欧美会有口头上的强势干预；他宁可在未来营造出同情的气氛。
要相信蒋氏在上海牺牲精锐部队，主要是为了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制造恐惧，且不计成败，藉此取得西方民主国家的某种实质支持，这个说法恐怕缺乏可信度。可是，西方著名作家们坚称，抗战开始，“从头到尾，蒋介石只有一个目的：摧毁共产党，等候外国援助以击败日本。”对外国介入抱持希望，正是他决定坚守上海的背后因素――结果这一役使他折损掉大部分的现代化作战部队。
头几天激烈的巷战期间，中方部队把业已驻扎在上海的日军陆战队逼到码头一带，困守阵地。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舰艇炮火却挡住中国精锐部队的猛攻。接下来十天内，日本七万五千名援军在上海附近登陆。此时，蒋在上海地区部署七十一个师，总数五十万至七十万的大兵，包括了几乎全部的德式训练部队、最现代化的炮兵、新组建的空军，以及来自广东、文本的爱国军阀部队。但是，新近在上海附近登陆的日军师团骁勇善战，几天之内就把中国两个精锐师的兵力歼灭一半，在此一中国城市狭窄胡同里进行的巷战，双方皆伤亡惨重。两个日本师团几天下来，伤亡亦达四千人。上海街头、黄浦江上，一片血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李宗仁在前线督战，力主撤退；但同样也常到前线附近的蒋氏却认为：“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以今日战况，敌或有退却可能也。”
尽管顽固，蒋介石并不认为输了上海保卫战就会决定抗战的结果。他下令沿海各省所有的大学，立刻将全体师生撤退到内地省分。
当中央军遭歼灭之际，共军部队却按兵不动。不过，中央党内对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也发生激辩。据张国焘说，他和周恩来等人支持“大家都赢”策略，主张中共应该和国民党真诚合作，期待能使国民党和其他非共团体起上更进步的道路，真正全力击败日本。然而，毛泽东主张“两败俱伤”策略，既要日本战败，最后也要国民党失败。据说，中共党内十月某次会议，大多数造成“大家都赢”策略，毛泽东口头上让步、放弃已说出口的“让蒋介石吃败战”的目标。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共军并入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调遣。蒋也公开宣布，中共此一声明代表“全体国人现在都了解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的”。但是，他立刻接到报告，由红军改番号的第八路军，不遵守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作战令。私底下，他对中共的“投机、取巧”，以及“此辈不顾信义之徒”极为生气。纵使如此，由于需要苏联尽快增加大批援助，不久他就向史达林要求派作战部队援华。
史达林这边，却得一方面不刺激日本，另一方面又得尽一切可能让中国政府可以抗战到底。他不久就派出大批苏联供应车队经新疆前往中国各地，同时，苏联军机满载重型军事设备跋涉长途，运抵广州。苏联第一批飞机于十月中旬飞抵中国。接下来四个月，苏联有二百九十七架攻击机和轰炸飞机入中国的空军基地，其船只和卡车队送来二百九十门加农炮、八十二辆坦克车、四百辆汽车，以及大量武器和弹药。苏联贷款给中国支付军事援助总计三次，以一九三七年美元价值计，高达金额二亿五千万美元。
蒋夫人所认养的中国空军，目前的表现也仅仅自曝它需要更多的训练与更多的现代飞机。上海保卫战开始时，空军的三百架飞机，只有八十七架能飞，其他飞机有不少罩在帆布下。空军的差劲有时还真令人不可置信。八月十四日，蒋下令轰炸黄浦江上的日军“出云号”，炸弹却击中平民地区，炸死两千名中国百姓。中国境内的一千五百架日本军机一再扫射、轰炸国军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白崇禧大叹：“不能制空、焉能作战！”十月二十三日，这个弱点暴露无遗。蒋夫人当天在澳洲籍顾问端纳的陪同下，从南京赶往上海鼓舞前线官兵士气。日机低飞扫射夫人座车，车子翻覆，宋美龄昏迷过去。她断了一根肋骨、伤了背，但是据端纳的说法，她坚持完成劳军任务。
十一月五日，一九三一年上海之役故事重演，日军三个师团在没有守军抵抗之下于杭州湾北岸（距离上海四十英里）登陆。蒋把部队从该地区调走去支援城市防务，事后他承认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代价惨重。这些日军部队往北朝苏州河移动，大有一九三二年包围上海地区大量国军之势。十一月八日，蒋终于下达撤退令。蒋介石急电史达林，请求派出苏联部队支援，史达林的答复是，苏联“固然乐见日本弱下去，但现在还不是苏联和日本开战的时机。”
虽然中方部队兵员是日本入侵部队的至少五倍，法肯豪林对柏林报告时也盛赞他们的英勇，他们却抵抗不住日本现代化的杀人机器。三个月之内，中国死伤士卒高达约十八万七千人，其中有不少是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花了数年工夫训练、装备出来的精锐部队。中国透过黄埔军校及其他军校培养了三万名年轻军官，是军方未来希望之所系，却有一大部分都为国捐躯。上海沦陷，中国政府也失去它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以及工业生产重镇。
大约四十万名中央军和其他残部从上海沿长江后撤。蒋已决定让日军为推进付出代价，但他晓得现在必定得长期抗战了。他把政府迁到重庆，军事总部则设在武汉。到了十一月中旬，日军已进逼南京，蒋对是否固守首都，游移不定。国军大部分将领和法肯豪森都认为，坚守南京没有战略上的好处，只会平白牺牲。
如果蒋在抗战此一早期阶段的主要目的是等待外援，他或许就会接受此一建议，保留下大量的人员与武器。然而到最后，蒋氏却认为由于南京是民国新首都，国父中山先生奉安所在，加上它有崭新的建筑、宽敞的街道，是未来中国的样板，政府不能不战而走。他认为，若是不战而走，必将永远被视为是懦夫的决定。毫无疑问，他也认为英勇守卫南京，将在上海保卫战之后，再次加强中国人仇日情绪，使国人在未来艰巨抗战时更加英勇。胡适等人继续恳请蒋介石展开和谈。蒋对此却嘲笑道：“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所和议也。”
日军开始炮轰南京城之际，蒋又拍发急电给史达林，表明他衷心希望能果敢派兵。可是，史达林十二月五日的复电合理地辩称，如果苏联助中国打日本，害怕布尔什维克犹胜纳粹的西方国家就会把日本当成受害人。蒋读这封复电时，炮火正打在附近。天空中，绘上中国空军记号的俄制飞机，由俄国飞行员驾驶，首次和日本交锋。
南京冠军在委员长的领导之下（蒋夫人也陪同在侧），奋战三个星期。蒋氏夫妇后来在十二月七日飞离已经残破不堪的首都，前往庐山。两天后，日军猛攻古城若干城门，中方虽勇敢作战，但已渐不支。两度背叛蒋委员长的前湖南军阀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守城司令官，拒绝向日本投降。但是，十二月十二日，手下三个师只剩两个师，防线也崩溃，他只好下达突围令。
这下子局势大乱。有些部队为了抢船渡江，落水淹死；也有些部队争先恐后抢着从日军尚未占领的某一城门逃命，践踏致命。唐生智本人则在夜里搭上一艘烧煤的船艇逃亡，此时长江江面上军民争相利用各种工具载沉载浮地逃命。古城也笼罩在大火之中。七万名士兵阵亡，中方伤亡率犹高过上海。但是，这还不是最惨的一幕。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进行到次年二月中旬的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万名中国人（也有说高达三十万人）遭到最惨无人道的方法杀害，活埋、开膛剖腹、斩首、竹尖穿杀婴童、强奸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说这城大屠杀的暴行旨在恫吓中国人，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中国百姓同仇敌忾的精神全部激发起来，更加支持抗战到底。
南京沦陷之后，蒋介石发表一份文告（国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足可媲美二十一个月之后邱吉尔的告英国同胞书。蒋氏说：“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
南京大屠杀消息传遍全国之后，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抢在日军推进之前展开大逃亡。全国各地冒出难民营，陷入大混乱，但靠着难民本身的勇气与智谋、沿路地方民众的协助、地方政府（有时军方也参与）的努力之下，绝大部分熬过难关。同时，数以千计的邮轮、渔船、牛车、推车载着从大学图书到大型机械工具的各种家当，也往广西、云南、四川等大后方疏散。蒋介石指派浙江绍兴出生、哈佛大学毕业的俞大维主持此一疏散行动。此外，数千箱原本已由北平运到南京的故宫古物，也经由船只运到长江三峡，再转到木筏，由岸边纤夫以粗绳拉着，穿过急流、溯江而上。
虽然华府官方没有任何援助中国的作为，美国政府和民众却一面倒地同情中国及其领导人。透过摄影与新闻报道，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各城市的英勇保卫战。《时代》杂志发行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的父亲曾在中国传教，他本人更是带着支持中国和蒋氏夫妇。《时代》杂志选出他们为“年底风云夫妇”。封面照片中的蒋介石穿粗制长袍、手持软帽，正气凛然；她则穿朴素的连身裙。《时代》以近乎谄媚的文字称颂中国的第一夫妇：在一位重要领袖及其优秀另一半的领导下，中国人的一九三七年不至于抬不起头来。过去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很少使用“中国“这个字眼的千百万人口――如今也因为这对夫妇，慢慢有了国家意识••••••（蒋氏夫妇）不到一个世代就兴起成为旧中国实际与道德上的领袖，是历史的重要一页。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现在强调“战情严峻”，同级将领“主和、主战皆有”。已经让中国人惨败并占领好大一片中国领土的日本，现在觉得可以和谈了。
东京要求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y Trautman)担任调停人，蒋接受和谈之议，但其实志在缓兵之计。蒋担心日本会提出温和条件鼓动中国政府里的主和派；当他看到日方透过陶德曼提出的条件较预期来得严格，不禁大喜。可是，国防最高会议十二月开会时，实际上大多数人支持和谈，更有人批评蒋对开启和谈“举棋不定”。可是蒋明白，如果与日本缔和，内部动乱会造成政府垮台。更重要提，他告诉汪精卫：“决不能屈服于敌人，与之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致我国家与民族永远受其束缚。”
元月二日，蒋介石回绝了东京的四项谈和原则。他告诉自己的外交部长说：“日方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东京旋即宣称今后不再以蒋为交涉对象；意即，中国需要成立一个新政府。继满洲国之后的第一个中国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旋即诞生。它由北洋军阀时期的旧人物担纲大任，辖区包含大部分的华北。
同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主和团体；日本方面也有一个小型主和派，其成员对日本陷入的泥淖相当惊慌。蒋氏批准和这个团体的两名密使头山满和萱野长知秘密交谈，这两人昔年支持孙中山，是孙的好友。中方代表遵奉蒋氏的指示，要求“日军完全撤退”，但也暗示如果日本同意全面撤出中国，委员长愿意下野。这项秘密接触之后，东京秘密传话给汪精卫，他应该成立一个可以谈判和平方案的新政府。汪精卫相信抗战会输，于是着手计划另组一个政府。
蒋介石的军事总部此时已移驻长江中游的武汉，距南京约六百英里，有铁路可直通北边的郑州。周恩来也重新在蒋底下任职，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庄的副职。尽管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中方伤损惨重，蒋在短期内又募集约一百一十万兵员，准备在长江中游和华北的山东迎战日军。可是，中方部队就火力、机动力、空中掩护和装备而言，都比以前弱。
靠近山东省界的苏北徐州，是铁路四通八达的险要之地，现已战云密布。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部队在淮河流域与南、北两路扑向徐州的日军作战。在白崇禧的规划下，日军两个师团在距徐州四十英里的铁路支线台儿庄遭到伏击。经过七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据传约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官兵阵亡。这则新闻虽然夸大，中国人民却极为振奋。蒋氏再次展现趁胜追击的精神，认为台儿庄大捷之后可展开另一波反攻，急调援军驰赴当地。但是，李宗仁没再进攻，反倒“精心规划、执行战略撤退”。
皇军坐火车，直扑西边两百英里的郑州。蒋介石亲赴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这个战略要冲督师。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建议军方炸毁黄河古堤，水淹广大平原，以阻日军直扑郑州、再沿铁路南下进犯武汉。法肯豪森早先也建议采取此一激烈措施。数百年来，黄河淤积十分严重，逼得中国人把堤防愈盖愈高，有些地方河床已高出附近地面。若是溃堤，对人命、环境都将造成大灾难，但是蒋批准了。六月五日、七日，士兵奉命炸塌南岸河堤，大水往西南流向河南、安徽和江苏。
洪水淹没数以千计平方公里的农田，漫向淮河、大运河，甚至进入长江。黄河入海口也因之南移数百英里。数千村庄被淹没或摧毁，数百万农村人口无家可归。战后，国民政府官方估计高达八十万人淹死――真正的数字可能更高。当时，蒋发表声明谴责是日军轰炸造成溃堤。黄河决题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六年日军无法跨入黄泛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沦陷。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利益，但也有许多人看法不同。
蒋无疑是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表达人溺己溺的态度，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黄河决堤果真迫使日军司令官畑俊六将军改变策略，只好沿长江向武汉推进。蒋决定不再投入大量兵力防守武汉，而是在日军从长江南侧进击时进行一系列战斗。法肯豪森也附合白崇禧的主张，转向小单位机动作战，蒋原则上赞同此一新战术。但是几乎全转向游击战，有可能使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城市和运输线；而如果蒋氏希望保住大片领土，凝聚人民的忠诚并等候外国援助，他就必须保留庞大的传统兵力。
相关评论
一个栩栩如生的委员长的形象就这样定格了。不像是最初了解的他是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之一，也不像是后来了解的他有中国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和政治才华。他就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的位置，使得他与中国，产生了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得不说陶涵先生的这部作品，可谓传记中的精品。
作者通篇都很少给出关于书中人物的评论，只是通过一个个确实发生过的事件，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在不同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帮我们梳理了一下一个人的生平。但是就在这一个个事件中，人物的性格，历史的真想就跃然纸上，我相信也会停留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了。
出于政治的原因，委员长的很多功绩被某些人无情的抹杀掉了。虽然我们承认这是个成王败寇的时代，但是你可以不喜欢他，但至少不要诋毁他。
抗战八年，从一开始，他就预计到了这是一场持久战，于是才有了近百万人的损失，换来了一大批文化遗产的转移。
西安事变，面对众人的阻拦，依然单枪匹马硬闯虎穴，后被少帅和杨将军劫持。其实他早就准备联共抗日，而不是向你们所说的被逼抗日。
皖南事变，在正面战场如火如荼的时候，若不是事先被挑衅，一支打日本都来不及的部队又有什么理由去攻击一支自己的友军呢？
辽沈战役，从开始的优势到最后的崩盘，不是因为你们有民众支持，也不是因为你们的林元帅有多么的能打，只是守沈阳的卫立煌不听指挥，否则以当时兵力装备之悬殊，又岂会输的那么惨？
台湾问题，如果委员长想要制造出两个中国，那么早在50年代早就实现了。但是没有，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而且这个中国必须是统一的，所以就连划江而治他都不能接受。
…….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被你们抹杀的，是被你们曲解的。而且这种曲解还在继续着。
当然他也制造了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这样令人心寒的事端，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像一个完整的人。
我更喜欢年迈的委员长，一位慈祥的老人，背负着那么多的历史责任，却依然严于律己。
或许他输掉了整个中国的土地，却在中国人最推崇的一点——孝道上战胜了那个跟他较量了一辈子的对手：
“熊丸见到蒋经国念《孟子》给父亲听。多年前父亲念这位古代圣人的书给儿子听，而今反转过来”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你们为何要一再的诋毁他呢？
我们的要求不多，只是要求一个历史的真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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