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书馆：中国哲学小史》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是近代以来治中国哲学史的泰山北斗般人物，一生著述宏富，建构起了自己的哲学史解释体系。这本《中国哲学小史》是其中很简短的一部书，然而这个简短未必简单，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把中国哲学最简洁地给一般读者以最普及而生动地解说，这本《小史》和另一本名声更显，由英文版转译回来的《中国哲学简史》，都是极佳的读物。

相对于《简史》的高屋建瓴，处处照料周全，这部《小史》的特色便是简洁而深刻。说到这里有一点有趣的掌故，冯先生曾回忆他和金岳霖在抗战南渡途中发愤著述的情景：

“我们两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响。他对我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我对于他的影响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他曾经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这段回忆在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中亦有旁证：

“余常闻人言，芝生治西方哲学，一依其清华同事金岳霖所言。其论中国哲学，亦以岳霖意见为主。特以中国古籍为材料写出之，则宜其于心性一面无可置辞也。惟在南岳，金岳霖亦曾听余作有关宋明理学之讲演，而屡来余室。则芝生之出示其《新理学》一稿，乞余批评，或亦出岳霖之意。”

学理上的事暂且不论，金先生的总结很是到位：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这一点其实在《简史》和《小史》的文字里都有鲜明痕印，是花开两朵，各艳一枝。

以如今的眼光来看，后出的《简史》当然比专择重点的《小史》来得全面、翔实；尤为特出的一点，是《简史》本用英文写就，要令域外学人有知晓，自然得注意一个“化”字，是以《简史》尽量做中西哲学、中西哲人的比较；尽可能少的引用原典，而是以己意阐释，以求晓畅生动，这样的情形有点像林语堂先生写《生活的艺术》和《苏东坡传》一般，用西洋的玻璃高脚杯，装窖藏许久的花雕陈酿。

回过头来说，《小史》在这个层面上诚然不如前者，它更像是写给有一定中国思想史基础的读者，很多不必说出来的背景和空白，就让它留在文本之中，断流之处，依然可听江声浩荡，仿佛三五知己负暄闲话，是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的。在此意义上，《小史》也有可堪玩味处。而若把两书对照的读，互为启发，也颇有意思。

不妨先看《小史》的目录：先秦诸子之后，直接说五行八卦；把魏晋到唐的思想史演化直接以《佛教、道教与道学》一章囊括；宋明理学从周敦颐写到王阳明，只于朱子单列一章，以彰显其承前启后之地位。三下五除二，便划分得清晰明了。用冯先生书里的话来说，便是：

“中国历史上诸种学问，其中有西洋所谓哲学之成分者，有先秦诸子之学、魏晋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及清人之义理之学。”

“魏晋之玄学，即先秦诸子之学中道家之学之继续。隋唐之佛学，虽亦有甚大势力，然终非中国思想之主流。清代之义理之学，乃宋明道学之继续。故此小史所述，仅详于先秦诸子之学及宋明之道学。”

如果说如此的简明，还只是鸟瞰似的概述，那书中具体对诸家学说的解说，便更见此特点。

冯先生尊孔，却不讳言其弊，“孔子对于当时政治之见解为守旧的，但在道德哲学方面，则有甚新的见解，自成一系统，为后来儒家学说之基础。此方面孔子之主要学说，为其对于仁之见解。《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相较于今人为粉饰太平而把老夫子捧到天上去的做法相去不知几许。他对孔子价值的肯定，有些与众不同，“可知孔子亦注重人之性情之自由。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只须其合礼，即是至好，吾人亦即可顺之而行矣。”

这样的孔子才是一个哲人，而非神灵偶像。这里的意思和同时的周作人在《〈论语〉小记》里的深刻言论相互映证：“我把《论语》白文重读一遍，所得的印象只是平淡无奇四字。这四个字好像是一个盾，有他的两面，一面凸的是切实，一面凹的是空虚。我觉得在《论语》里孔子压根儿只是个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虽然后世的儒教徒要奉他做祖师，我总以为他不是耶稣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亚。《论语》二十篇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不谈鬼神，不谈灵魂，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但是这里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假如从这边去看，那么正是空虚了。平淡无奇，我凭了这个觉得《论语》仍可一读，足供常识完具的青年之参考，至于以为圣书则可不必，太阳底下本无圣书，非我之单看不起《论语》也。”

再看对庄子思想的解说，也是少少许，未必输人多多许。“庄子（西历纪元前三六九？——前二八六？）哲学中之道德二观念，与《老子》同。其对于幸福之观念，则以为凡物皆由道，而各得其德，即是凡物各有其自然之性。苟顺其自然之性，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把庄子对绝对自由的向往，以幸福观念为例，轻松化解出来，再如他解释《齐物论》一章之宗旨，只寥寥数语：“凡物皆无不好，凡意见皆无不对。”

当然，如果只有一位位哲人的点评而没有从中勾勒思想演进的痕迹和风气，也绝不能成为“史”。在《佛教、道教与道学》一章中，几种思想千年以来沉潜起伏互为影响的格局在冯先生笔下还是清晰可辨。论及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百脉千川汇流入海的情景，冯先生只用三点来作区别：

1.中国人之讲佛学者，多与佛学所谓空者以一种解释，使外界为“不真空”（用僧肇语）。

2.佛之最高境界，乃永寂不动者。但中国人又最注重人之活动。儒家所说人之最高境界，亦即在活动中。……故中国人之讲佛学者，多以为佛之境界，非永寂不动。

3.中国之讲佛学者，多以为人人皆有佛性，甚至草木亦有佛性。

岂不是有令读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豁然开解。

其实说到底，读冯先生的书对一般读者而言，最有价值的所在是欣赏他文章之美，上文所说的简洁、明晰都是此中特质。读竟此书后，有兴趣者再去找冯先生《论风流》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两篇名文，当更能有所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