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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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光绪八年），清廷的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政局陷入动荡之中。王室危急之际，朝鲜国王李熙向清廷求助，清廷命令吴长庆部开赴朝鲜平乱，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秣马厉兵，东渡朝鲜。
进入朝鲜后，清军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将整顿军纪的事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授权后，对于犯令者严惩不贷，迅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一次，当地百姓控诉清军士兵强奸一名朝鲜妇女，袁世凯得到报告后即刻展开调查，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捕获元凶并且手刃之。
对于军中士兵吸食鸦片，袁世凯也是深恶痛绝，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随从，也因吸食鸦片而被袁世凯所杀。
在袁世凯的协助下，吴长庆很快平定了军乱，安定了局势。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吴长庆对袁世凯大加赞扬，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5000人的德式新军，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令朝鲜上下大为折服。
1884年（光绪十年），属于朝鲜维新派的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扎在朝鲜的日军欲趁此机会，挟制朝鲜王室。国王李熙跑到清营求助，袁世凯身先士卒，率领清军一举击溃日军。
袁世凯平定甲申政变，打退了日本在朝鲜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
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受到多方面的高度赞誉。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自“壬午兵变”后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未曾一日相离”，他目睹袁世凯的作风，十分折服推崇。他在赠诗中称赞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郞”。诗中，宗悫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将，他的“乘长风破万里浪”之言后世广为传诵；周郎即三国时期的名将周瑜。可见，这个来自异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吴长庆的重要助手-清末状元张謇，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指挥作风也极为赞赏，说袁世凯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谢幼度就是因“淝水之战”而闻名于世的东晋名将谢玄，字幼度。而作为师长辈的吴长庆更是引以为豪，他说袁世凯“英达夙成，志气轩豁”，“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
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受到倚重。但凡清廷内外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时机为他美言几句。
在张謇的推荐下，袁世凯先后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务。吴长庆去世之后，庆军将领吴兆有被任命为朝鲜防务总办，袁世凯为营务处会办。由于吴兆有能力远不及袁世凯，朝鲜事务的实际处决权很快落到袁世凯手里。为此，袁世凯遭到很多人的忌恨，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
然而，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事后，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收集袁世凯在朝鲜的一些劣迹，告知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謇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敬重，在接到吴兆有等人的信件后，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语气极为严厉。
在信中，张謇故意不称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其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汉朝的司马，张謇称呼“袁司马”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张謇在信中说：“别后仅收到你的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此信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要凌驾在总办吴兆有之上。
张謇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袁世凯接到信后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的攻讦所误，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是张謇万万没有想到的。由此，张謇和袁世凯结下了梁子，彼此互不往来近20年之久。不过，日后袁世凯当上总统，并没有为难张謇，显现出难得的容人之量。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能力与才华，从而获得更好的机会。
对于袁世凯来说，朝鲜正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为他日后在军政领域叱咤风云提供了一个不低的起点，从此，袁世凯正式登上了中国近代史的大舞台。
民国没有他真不行了
——帝国骄雄袁世凯的价值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们过春节与一个所谓的“卖国贼”有关，100年前正是他力排众议，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并发布法令全国放假。
他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奠基者，建立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陆军及一大批军事院校；
他是中国警察制度的缔造者，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
他兴办新式学堂，创办山东大学，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清廷废除了科举制；
他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化企业；
他成功说服西太后批准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
他就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袁世凯。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袁世凯几乎参与了大清帝国末年在制度上进行的所有改革举措。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历史上对曹操的这个评价，似乎也适合转予袁世凯。评价这样一位充满争议性的人物并不容易。早在“文革”时期，陈伯达就已将“窃国大盗”-“卖国贼”的帽子重重地扣在了袁世凯头上。然而，当我们以审慎的态度回望那段历史，站在历史的高处回顾百年前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他是中国近现代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一-他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功臣之一。
辛亥革命前，袁世凯为支持立宪在各省设立咨议局，为革命后的政体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武昌起义后十几个省纷纷宣布独立，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当时革命派内部成员构成很复杂，许多旧官僚和立宪党人也混迹其中，各持观望态度，争权夺利。同时，清政府仍旧控制着中心地区，革命派的军事实力还无法与北洋军队抗衡。
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促成南北和谈，清廷退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改朝换代，避免了大量的伤亡损失，实现了国人梦寐以求的共和体制。时人对此举的评价很高，孙中山曾公开称隆裕太后为“女中尧舜”，对袁世凯也是极加赞誉。
所以说，辛亥革命中终结满清王朝的主要功劳应当记在袁世凯头上。
二-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口号，初衷是为了煽动汉人推翻满清统治，但同时无疑给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很大恐慌，引发了一系列排汉高潮，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英-俄两国趁机阴谋策划西藏和外蒙古地区脱离中国。正是有袁世凯这样一位强势人物坐镇，才保全了中国对西藏和外蒙古的主权，国家才没有四分五裂，混乱局面迅速得以平息，社会恢复稳定，顺利完成了新老政权的过渡和新旧制度的变革。
三-他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建设。
袁世凯广泛延纳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新学精英并委以重任；采纳西法编练新军，并同徐世昌-段祺瑞等编著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详晰图说》，这两部书迄今仍被军事研究部门作为《中国兵书集成》压卷之作；领衔废除了在中国沿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各级新式教育；仿效西方建立巡警制度；他说过“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传世名言，开矿设厂，大兴实业，发展经济，中国第一个电灯厂正是他创办的，使电灯走入中国百姓生活；他曾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1907年，在他下辖的天津，袁世凯主持了中国首次地方选举。
在清末民初，中国正处在国家历史大转折-个人命运大洗牌的剧变时期，各路精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各显神通。在为数众多的精英中，袁世凯脱颖而出，并广为这些社会精英所认可，说他靠的仅仅是玩弄权术手段是解释不通的。
我们必须直面历史，正视所有曾经为中国进步而作出贡献的民族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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