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着，作家铁竹伟执笔 35集 WMA格式[ISO]

[www.books51.com]整理 & 发布称：我的伯父周恩来
资源类型：ISO
版本：周秉德着，作家铁竹伟执笔 35集 WMA格式
发行时间：2005年
地区：大陆
语言：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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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２５周年之际，由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长篇传记文学《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出版。

《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由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着，作家铁竹伟执笔。周秉德自幼在伯父身边长大，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周总理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故事，作者通过深刻的思考，饱蘸深情的笔触，将这一切传达出来。据悉，这是周恩来亲属所着的回忆总理的第一部书。

内容简介:
我的伯父周恩来和我的父亲
正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听从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爸爸１９２４年春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１９２５年８月８日，伯伯和七妈在广州结婚，１０月爸爸送七妈的母亲去广州，后经党组织决定，他在１９２６年１月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这年６月毕业。后来他参加过北伐，在攻打武昌城时还挂了彩。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清党”时，爸爸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蒋介石通缉。那时爸爸２３岁，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然而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那个姑娘没有和爸爸打招呼就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四川，痴心的爸爸一下子被这件事情打懵住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一定要去找那个姑娘问个清楚，他得去一趟四川。
　　当时共产党在北伐军的最高代表是伯伯，但伯伯正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爸爸便向另一位负责同志请假，得允许后立即直奔了四川。
　　爸爸在四川找到了那个姑娘，才知姑娘早已移情别恋，不肯再和他交往了。爸爸内心十分痛苦，一连几天只能借酒消愁。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分裂的形势波及到四川，国民党和四川的军阀联合起来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爸爸清醒起来，急急忙忙地赶回武汉去找组织报到。却偏偏一头撞在了伯伯的面前。原来伯伯也已经从上海赶到武汉，并且听说了爸爸去四川的事。伯伯觉得爸爸实在荒唐之极，他大发雷霆，厉声叱责爸爸为什么擅离职守，不请假就去四川，不配做个革命军人。那个准许爸爸请假的领导又不在场，没有人能为爸爸作证，爸爸也没有为自己申辩，他怕连累那位领导同志。爸爸越不说话，伯伯越生气，最后乾脆亲笔写下文件，说爸爸擅离职守要对他“撤职查办”，“关禁闭”。
　　爸爸本来满心的委屈，这会儿听说伯伯要处分他，还要关他禁闭，也不禁动了气，他不想和这个正在大发脾气的哥哥论理了，他说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革命军人，那我还不做了呢。爸爸一转身跑出了北伐军总部的大门，搬到他在黄埔军校结识的好朋友文强所在的湖南会馆。文强劝爸爸不要和自己的哥哥闹意见了，就去认个错吧，怎奈爸爸也正在火头上，说什么也不肯去认错。哥俩儿就这么僵持着。因为爸爸不申辩，伯伯便误认为是“擅离职守”，做了“撤职查办”的处理，并把他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末，伯伯由香港到达上海，见了我爸爸又是一顿批评。当时我的爸爸年轻气盛，受不得亲哥哥的严厉训斥，就离开了我的伯伯周恩来，也离开了革命队伍。
　　离开党组织这件事当然是影响了爸爸一生的命运，直到几十年以后有人向伯伯谈起这件事，伯伯知道真相后，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６０年代初，爸爸胃溃疡越来越厉害，因为胃痛时常发作，爸爸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伯伯还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了几次，还请我七妈联系当时协和医院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希望他的病尽快好起来，但他的病仍不能正常上班。１９６３年一次开会后，伯伯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待说：我弟弟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
　　曾山部长开始只是口头答应着，并没有去办。因为按照正常情况，退休后，工资再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的待遇都会取消，一般人都不愿意退休，有些到了退休年龄的尚且希望推迟办理手续，何况爸爸还没到退休年龄。他猜想我伯伯工作忙，一定不会老记住这件事。
　　然而，伯伯不会忘记这件事。
　　还是在伯伯的办公室里，伯伯的表情十分严肃：“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续的事我已经交待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
　　“总理，最近比较忙……”
　　“不要找理由你回去立即办，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
　　于是，１９６３年６月，爸爸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６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家里４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
　　“秉德，我会交待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２００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
　　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８年，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每个孩子２０元，还有给爸爸３０元的营养费。从每月１０５元到１２０元，后来每月２００元，一直到１９６８年，我们６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我记得特清楚，伯伯、七妈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亲友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那是１９８２年的一天，我和大弟秉钧被七妈找进中南海游泳池(那时西花厅在维修，七妈临时住在那里)。亲子侄中我们两个最大，她找我们去听听她的遗嘱，从遗嘱说起了往事，她说了自己“不但空前也是绝后”的牢骚：
　　“在经济问题上，我手中从没拿过一元钱，我和你伯伯的钱，都是秘书、卫士们管，三人小组管理。他们有账。你伯伯死时，留下不到５０００元，都交了党费。别人死都有六个月的抚恤金，我这个一分钱也没要过去我和你伯伯在经济上对你们的帮助，不是因为亲属关系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一分责任来管的。除管了你们一家外，还管了国盛的妈妈、荣庆的妈妈、孙桂云等，都一直管到了死。尔辉来信说有２０００元债，我用妇联出版了我一本文章和诗的稿费，补了他１０００元，我不能全部管他，只能帮他一部分。那次秉建结婚时欠了账，我帮她３００元。
　　“你伯伯在钱上更是不管，偶尔在散步时问问何谦、成元功他们：‘我现在有多少钱’他连‘我们’这句话都不说，只说‘我’。他脑子里没有我，大男子主义可见一个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这是１９６０年前后的事，此后我向他们交待：将我和你伯伯的钱、账分头另记，有时候到月底他只剩下两毛六分钱一次他和陈毅自费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只好用我的钱。一入场他就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没钱了当时这样分头记账已记了一年。我这人是不管钱的，今天我也算发发牢骚我这样发牢骚，不但空前，也要绝后了。”
　　
“你爸爸被抓，就因为是周恩来的弟弟”
　　１９６８年的８月下旬，我回到北京生老二。真不知是我没有女儿命，还是当年的祈祷有灵，我又生了一个胖儿子。每当我抱起儿子亲热时，心里总有一点苍凉，因为看见儿子，我就会立刻想起自己的爸爸。我的儿子１０月怀胎出世了，可爸爸被关已经６个月了，还不许探望，不知道任何情况。即便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七妈，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一句。
　　那天小儿子满月，我也算月子做完了，看不得婆婆劳累，抢着在洗孩子的尿布。
　　“秉德，有人来看你”婆婆来招呼我。
　　我来到客厅，见到一位完全陌生的解放军同志。他身材魁梧结实，笑容真诚坦率，不等我开口，他握着我的手，口吻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热情自然：“你是周秉德同志吧?你好，我叫王金岭，是北京卫戍区的。嗯，像，真像!”
　　“像什么?”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真像老周，就是你父亲周同宇啊!”
　　“您认识我父亲?!”
　　“何止是认识，是很熟悉。今年初，就是我带人去你家带走他的嘛!”老王说话的口气很轻松，一点不像是抓了个坏人，倒像是带走了一个朋友。
　　“他到底为什么问题抓起来?组织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要问问题呢，就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如果不是总理的弟弟，也就没他的事!”
　　“真的?”我心里仍然不明白底细!
　　“所有外调都是我和造反派一块儿去的，什么材料我都看了，没问题，你放心!老周有人品，也有水平，他头脑清楚，历史上的事，哪年哪月，张三李四，他都记得清说得准，无论造反派怎么跳着问，他都不会张冠李戴；他从不为开脱自己乱咬人，就是对已经落难的人，他一是一，二是二，也不做落井下石的事，不简单!上个月我去看他时，他哭了。”
　　“为啥哭?”
　　“成天关着，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大半年了，外面的消息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担心自己的问题连累你们伯伯，连累你们孩子嘛!”
　　“哎!能不能让我们去看看他?”
　　“我可没办法!”王金岭摇摇头：“不过，我还是想出个办法，我让给他订了份《参考消息》，那上面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情况，起码能看到你伯伯的消息吧!你妈妈那里我也常去看望，你小弟弟、小妹妹去延安去内蒙插队后，你妈一个人在家，她对我说房钱太贵，一个人住太浪费，其实我知道她内心的感受，总对邻居说你爸爸出远门了，半年多不见人回来，人家背后能不瞎议论吗我正帮你母亲找一套房子，准备搬家呢。”
　　第二天，我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时，自己还认为是从组织上了解了父亲的近况，兴冲冲地对他们说：“昨天，参加审查爸爸的解放军同志王金岭来看我了，他说，爸爸被抓，就因为是伯伯的亲弟弟，爸爸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王金岭怎么这样说话”伯伯板下面孔，对在座的人骅叮嘱：“你明天去找他谈一谈，叫他今后讲话要注意，不要影响关系!”
　　我一听真后悔，心里直骂自己头脑太简单，连累了好心人挨批评!可对伯伯的话又不能不执行。第二天，人骅特意按照老王留下的地址找到他，转达了伯伯对他的批评。人骅也和我一样觉着对不住老王，最后向他道歉：是我们想问题太简单，让您受批评。
　　谁知老王却挺神秘地笑了，可能因为人骅也是军人，军人之间讲话更坦率点，老王伏在人骅耳边说：“没关系!总理对我的表扬，都是通过组织传下来的，说我们外调认真、辛苦，向我们致敬。对我的批评，就让你们这些孩子转达，这是对我的提醒。
　
　　当然，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王金岭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１９６８年，王金岭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他真没想到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我父亲———周恩来总理的亲弟弟，而且还是总理亲自下的逮捕令!那天，王金岭奉命先来到谢富治的办公室。谢富治没开口，先递给他一份文件。他一看，是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２７号。
　　“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同志那里的一个案子。”
　　“这个周同宇是什么人”
　　“他是周总理的亲弟弟。”
　　“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地响了起来：周总理亲笔批抓自己亲弟弟的逮捕令?!
　　“是啊，严格地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你要多动脑子，实事求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我现在还要去开会，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谢富治完全是政治家的口吻，话说得中性、简洁，看不出他的倾向性，说罢便起身出门去了。
　　王金岭跟着出门，他敲响傅崇碧司令员办公室的门，心里依然在忐忑不安地猜想：老天，当总理的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弟弟，还要亲笔批准逮捕自己的弟弟，这到底是什么严重问题?我如何才能处理好?
　　“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你要敢跟红卫兵乾!”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洪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以免落在心术不正的坏人手里遭人暗算，甚至杀人灭口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不就是活活被打死的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王金岭此时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他紧锁眉心，非常专注地听取傅司令下达命令。
　　“执行这个任务确实十分艰巨，而且政策性、机密性很强!光有勇没有智不行”傅司令员接着交待说：“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不能完全抛开红卫兵，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这样该怎么办这是难点之一；第二，如果总理的弟弟被捕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肯定有居心不良的人惟恐天下不乱，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所以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最好不要让社会上知道，而且拖得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第二个问题好办我在野战部队当过侦察科长，我马上去看一看周同宇家周围环境，夜深人静时去悄悄执行任务，保证人不知鬼不觉。”王金岭从傅司令前面的讲述中，已经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义是保护，心里已经轻松许多，脑袋顿时清醒灵活，点子也多了。“至于第一条，我一定牢记傅司令员的指示，决不给红卫兵乱来的机会。况且，周同宇在我们保护之中，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傅崇碧司令员双手紧握住王金岭的双手，提高声音说：“周总理已经批准了，从今天起，周同宇一家的事，都由你出面关照，你要记住，这不是为哪一个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做贡献吧周总理为国事已经操碎心，太忙太辛苦了，我们有责任不让他后院起火!”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这句话了!王金岭面对傅司令员，右手举向帽沿行了庄严的军礼，像战士出征一样立下誓言：“司令员，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周同宇被关了整整７年多，直至１９７５年５月才释放出来……
不成功的初恋
1955年夏季，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在北京朝阳区第三小学当教师。后来，区委宣传部要调一些年轻党员去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不知真是我长得挺甜，还是平时太热情太单纯，就在临走时，一位男青年流露出对我的好感，想与我交朋友。我大大方方地答应了。当时我才18岁。
周六晚回到西花厅，我开心地哼着歌。吃饭时，我把自己与那位男青年认识的过程，以及自己要调到区委工作的事都讲了出来。“你怎么不当教师了？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伯伯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我可没打伯伯的牌子找过人。是为了开展肃反工作，上级临时抽调一些党员到区委工作的。”我有点委屈地说。
可是，七妈邓颖超很快发现，这样匆促地恋爱，对我并不合适。她提出了一些反对的理由，还不时转过眼睛看看伯伯。
伯伯想了想，开始用现身说法来启发我：“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当着七妈的面，伯伯和我讲起了恋爱史，这让我非常意外。我看了看七妈。
“是呀！”七妈笑着说，“你伯伯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伯伯接着告诉我：“开始两人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机关报《赤光》上。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伯伯回忆起往事，显然动了感情，他看了我一眼说：“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我的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的战友。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开始与你七妈通信，还向她求婚。”
“怪不得刚到法国一段时间你没有什么信给我，后来突然又那么主动热情，弄得我好紧张。”七妈笑着说。伯伯并没讲我谈的对象合不合适，他只讲了自己恋爱的原则，但对我是不是一种启示呢？我心里不断琢磨着。饭后七妈让我陪伯伯在院子里散散步，她希望伯伯对我再谈点什么。
“伯伯，我想问你：你决定选择七妈后，对那个张阿姨怎么说呢？”“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要断，这个决心并不好下。起先我也多次劝她，不要因为受点委屈就退党。可她听不进去，她宣布退党后，也就帮我下了决心。”“你作出这样决定后，内心痛不痛苦？”“当然不平静。”伯伯看着我说，“秉德，你知道世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嘛。”“那位张阿姨后来怎么样？”我问。“张若名后来在法国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与丈夫杨一同回国任教。1955年4月我去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回国时从昆明路过，我和陈毅还与张若名夫妇见了面。”
听了伯伯这番话，我暗暗下了决心。几天后，我主动找到那位青年，说自己太年轻，请他另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三十多年后，从张若名以及邓中夏儿子的口里，我还知道了这样一段故事：1928年伯伯去苏联开会，回国时，为了安全从欧洲绕行，那次邓中夏托伯伯给他新婚的妻子带一件礼物。到法国后，伯伯去找了张若名。她不仅在里昂掩护了伯伯，还帮伯伯选定了一块银质的瑞士坤表。后来邓中夏说，他妻子特别喜欢这块表。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牺牲二十多年后，伯伯见到他妻子。她告诉伯伯，那块银表是中夏留给她的珍贵纪念，至今还珍藏着。
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我永远忘不掉第一次见到刚出监狱的爸爸的情景。整整七年多没见，爸爸的头发铺了一层白霜；因病打过激素，脸显得有些浮肿。我忍不住抱着爸爸痛哭失声。我无法想象，整整七年，一张《参考消息》就是他和世界的惟一联系。
“秉德，别哭！”爸爸两眼含泪：“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多亏有你伯伯，把我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这才闯过险滩，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被关的这七年中，我天天对自己讲，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就是有天大的压力，我也要活下去。”
这使我回想起在西花厅，伯伯曾对我说过的那番话：“秉德，我知道你妈妈对我不理解，哥哥当总理，却不为亲弟弟说话。其实平心而论，你爸爸被隔离审查已经六年多了，难道我这当哥哥的是铁石心肠，毫不关心？当然如果是国民党，可能不用开口，也有人看面子赶紧放人了，可我们是共产党，是有组织原则的！我不分管刘少奇专案组，就无权过问你爸爸的问题，只能依靠组织，耐心等待。”坦白地说，当时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是伯伯最后一次单独与我谈心。那天，伯伯仿佛很愿意继续谈下去，倒是我担心伯伯身体不好，主动告辞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天七妈把我们全家接到西花厅，她对我们说：“你们伯伯的历史，也关系到你们下一代。林彪还对清华、北大的学生说，总理的弟弟在坐班房。同宇怎么会坐班房？当时是世界知识出版社送来了一大迭材料，说有一个五个人的聚餐会。”爸爸叹口气说：“姐姐，其实我没有搞什么聚餐会，只是几个人有时见见面，吃吃饭。”七妈问道：“你是这几个人的召集人？”“召集人是王光琦。”爸爸解释说。
“戚本禹拿来一大堆材料，找到恩来这里，话中有话地说：‘牵扯这案子的五个人，其中两个人自杀了，一个跑了，一个是王光美的哥哥，另一个是周同宇，是你弟弟，请你办。’送来叫恩来处理。你伯伯亲自下命令把同宇逮捕。现在才明白，他不处理，群众组织会处理，那更不得了，那是非常惨的，要逼供。又怕同宇软弱，走了下策。”妈妈插话说：“那就死无对证了。”七妈点点头：“在那种非常时期，你伯伯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来保护广大乾部。”
后来，作为纪念，七妈把十多年前伯伯亲笔写的有关逮捕爸爸的报告草稿给了我，上面写着：“有关王光琦的反革命聚餐会（1963——1966）的召集人有四：王光琦在押，梁欧策（一月自杀）、游补钧（二月五日夜突然死亡）两人已死，只有周同宇在外，必须依法处理。其办法有二：一、交群众审查，但周同宇已退休，无所属。二、交公安部军管机关拘留审讯，较易弄清真相。或者要与群众审查相结合，我提议采取第二个办法，请即议定……”
如今我的资料夹中，与伯伯亲笔手稿一起存放的还有两份材料，一份是1979年中央组织部乾审局给我爸爸的复查结论，一份则是爸爸的亲笔回执

专题图集：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
http://news.sina.com.cn/z/photo/zhouenlai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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