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病根

概述：
“不管他的编制是在武大还是在华科，他永远都是我们武大人！”主持人张学荣话音刚落，人文馆主厅便再次为“邓晓芒”这个名字而沸腾。

3月11日晚7点，现已加盟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仍以“武大人”的身份，依旧理性的热情，为大家讲述了他所理解的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病根”。本次讲座由大创珞珈论坛项目部主办。

病象？病灶？病根！

在讲座的开始，邓晓芒教授首先提出三个概念：病象，病灶，病根。所谓病象，即是当代中国教育所反映在表面的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所谓病灶，即教育体制官本位；而病根，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模式——忠孝立国。

说到中国教育的内容，邓晓芒教授认为：理所当然的官本位思想造成了无条件服从教育的现实。

关于最近“周洋应该感谢谁”的热点话题，邓教授进行了精彩的论证：周洋应该感谢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指父母官，而父母官是人民的父母官，所以周洋应该感谢人民，感谢人民就是感谢父母，感谢自己，因为父母和自己本来就包括在人民里面，感谢父母是实在之言。而始终强调周洋“首先应该感谢祖国”的言论，邓教授用了一句诙谐富有深意的“周洋被成熟”的评价，博得全场阵阵笑声和掌声。

“孝”非人之本，人乃“孝”之本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来剖析当代中国教育的官本位问题，就要谈到古代教育的内容。在古代，“以吏为师”、“学而优则仕”，即教育是家庭和社会的纽带，是政治生活的核心。

家庭教育的核心——孝，以家庭为基点逐渐扩展到社会教育层面。“由孝而忠”，下对上形成了近乎于对父母的遵从。“孝”从家庭教育上升为政治教育，成为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为现代的“官本位”埋下了病根。

因此邓晓芒教授提出，“孝”非人之本，人乃“孝”之本，“孝”是人的同情感，仁爱心的表现，而不能被提高到政治地位，成为一种国家关系。

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代的教育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状态，教育腐败问题，大学管理量化、机械化问题层出不穷。

邓教授希望大学校长应是教育家而非官僚，“道德教育应肯定人的自由意识，对于正确运用的方式加以阐明，讨论人性的善恶……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目标”。他反对忠孝立国，当代大学教育制度”健全却死板“，大学应当培养一种科学精神。

科学与技术不能划上等号。邓教授认为科学追求真理，讲求推演，排斥虚伪，是推进民主与自由的强大动力。科学精神应包括强烈的正义感，比如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对原子弹在日本的投掷而感到强烈的歉疚与不平，进而进行自我拷问，这是仅懂得技术的人所不能做到的。

科学精神与官僚作风从来都是相悖的，可技术成果却可能因被官员纳入政绩而最终成为政治的附庸。

关于热议的“大学应逐步淡化行政化倾向”

在青传记者询问邓晓芒教授对于“大学去行政化”这个热点议题的看法时，他详细解释了在讲座中所提到的观点。他认为若只单纯取消大学行政级别，而现行教育体制仍不改进，那么这样的行为仍是对中国大学发展不利的。

最后，邓晓芒教授总结道，大学逐步淡化行政化倾向是可以进行，而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不应仅仅只在教育领域范围内解决，这样的问题是属于整个社会的。

主讲人概述：

邓晓芒，男，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业后即下放农村插队，1974年返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1979年以初中学历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学位，师从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任讲师，1988年任副教授，1989年任教授，1993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带头人，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 晓芒先生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直接从德文翻译、研究和解读康德哲学，使国内的康德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立足于西方自古以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使国内的黑格尔研究焕发了生机，并对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精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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