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 (王学泰 & 李新宇)文字版 王学泰李新宇

作者: 王学泰
李新宇

图书分类: 人文社科

资源格式: PDF

版本: 文字版

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书号: 9787805049434

发行时间: 2004年1月1日

地区: 大陆

语言: 简体中文

简介: 

内容简介:

　　如果说“四大名著”能称得上“名著”的话，《西游记》和《红楼梦》堪称真正的经典，前者不仅证明了中国人非凡的想象力，而且把佛教精义和“善恶轮回”之说艺术地再现，体现了真、善、美的文学精神；如果说伟大，那曹雪芹的《红楼梦》真正称得上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中以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作品不仅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以大悲悯的眼光俯视个体生命的卑微和无奈，最终渗透了深深的宗教情怀。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经不住现代性的审视，尽管二者在艺术上堪称一流，但其基因中的毒素太多。前者大力宣扬游民文化和暴力美学，坑害了无数“愚昧”的灵魂；后者则歪曲历史，弘扬权谋文化和奴性思想，让中国人沉浸在历史的阴冷和残酷中不能自拔。因此，彻底清洗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灶和经典文学的毒素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相信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王学泰研究员和吉林大学文学院李新宇博导的文章一定会引起您的共鸣。

内页截图:

观点:
《水浒》与《三国》批判　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民众中流传很广、影响很深。久而久之，它们似乎已脱离了文学的概念，而成了一部历史，一部教科书；其中的人物也不再是文学人物，而成了英雄和小人、正义和奸诈的符号，它们宣扬的精神和理念，更成了一些人心目中颠扑不破的真理。王学泰研究员和李新宇教授从历史的视角、以学术探讨的态度
对这两部名著提出了质疑。以下是对两位学者的访谈。
　　四大名著中的两部被两位学者提出批判，尤其是李新宇先生，彻底否定《三国演义》的经典名著的地位，可以说是对该书颠覆性的批判。那么，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现实思考呢？
　　李新宇：我觉得称不上“颠覆”。——我很希望颠覆它，也很想抵消它的影响，但知道很难。因为它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我的区区几万字批判大概不会有多大作用。何况，这本书的发行量与《三国演义》相比，大概也不成比例。作为现实思考，我觉得国人受这种经典的影响太大了，而我的确不愿看到这样的作品继续塑造国人的灵魂。因为它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与健康的现代人文精神距离甚远，而且背道而驰，受它的影响太多，我们的精神就会更不健康。
　　王学泰：群众喜欢的文学艺术作品是谁也颠覆不了的。但群众喜欢不是该作品一定有正面的社会作用的标志。我要表达的只是我对《水浒传》的思考，就是它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过去一直说这是一部“农民起义的百科全书”，我认为不对，我说它是一部关于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梁山好汉大部分都是游民，不能代表农民，农民的诉求是土地，而梁山好汉没有这种诉求。另外这部书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从电视荧屏上流传开的“该出手时就出手”，最能说明它的精神本质，鲁迅说“中国确也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我认为“三国气”“水浒气”就是弥漫于中国社会几百年的游民气，它负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散播着与法制社会、公民社会的不和谐音，可以说《水浒传》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负面大于正面。
　　这两部书毕竟流传了几百年，不仅家喻户晓，也可以说是我们文学历史的骄傲。请问这样的批判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李新宇：我不认为它是中国文学史的骄傲，而且一个民族的历史未必需要令人骄傲的东西。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史上的确没有像样的小说，也没必要非得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捧上经典的宝座。说到批判的目的，我很赞同出版者加的副标题：“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中国有许多所谓“经典”需要解毒，可惜一直很少有人这样做。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开过一个头，倡导“价值重估”，宣布中国传统文学多是“非人的文学”，要建设“人的文学”，可惜未能得以继续。所以，当朋友约我写“三国演义批判”的时候，我尽管很忙，还是欣然同意了。因为我一直想做这样的工作，而且有个计划，想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的事业，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各类经典进行系统评估，把那些野蛮的、残暴的、反文明、反人道、与人类健康文明相冲突的东西一一揭示出来，即使不能起到解毒的作用，也可以给人提个醒儿。
　　王学泰：清代思想家钱大昕就说过，中国在“三教”之外，还有一教叫“小说教”，“三教”是教人做好人，“小说专导人为恶”，“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水浒传》灌输的观念是“造反”，造反才是颠覆，这与马克思讲的“革命”是相背的。革命是讲社会的变革、进步，而造反是打碎一个旧秩序，重新建立一个社会秩序，打碎之后建起来的还是旧的，可能还不如旧的，只有嫁接的才能是更优良的。过去的造反活动由于没有系统的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它只是一场盲目的求生图存的武装暴动，一些走投无路、生活无着的人们在一些怀有各式各样动机的领袖人物(他们往往是社会边缘人或有经验、有学识的游民)带领下以生命作最后一搏，如果他们推翻了旧王朝，其所建立也不过是一个新王朝。从秦代以后两千年中大大小小的造反活动，打落过无数皇冠，但在新制度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反而是专制极权越来越趋向极端。因此这些造反活动充其量不过对于封建制度起了修复作用。人民走投无路的暴力抗争、武装斗争是应该同情的、理解的，但造反是暴力的、非理性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造反带来人口减少、经济倒退、宗法被破坏，社会制度被打乱，中国差不多两百年一次动乱，给民众带来灾难。对《水浒传》的批判，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
　　批判这样的作品，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否则就有哗众取宠之嫌。那么，你们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和批判视角，倾向于学术的思考还是政治上的思考呢？
　　李新宇：当然首先是学术思考。我这个人不懂政治，也不喜欢谈论政治。但是，学术无法回避政治内容，因为政治也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比如，《三国演义》里就到处是政治，面对那些政治，我们就不能不作出自己的评判。我有一些做官的朋友，我发现他们也很喜欢读《三国演义》、《三国志》、《资治通鉴》这样的书，甚至从中学习“领导艺术”，这样的“政治学习”会是什么结果？
　　王学泰：文学批评本来是学术的，但在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领域形成教条主义和不近人情的倾向，这就是很不正常的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两个领域的大道理不论如何玄妙，但都离不开常理常情，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过去史学界一谈到“农民起义”就是廉价的吹捧赞美，对于招安和领袖人物做皇帝、或进入旧统治集团又责之太严，似乎他们只要起义了，惟有做“烈士”才最符合史学家们的心愿。我以为这在骨子里还是受道学家影响。我在本书中只是讲了一些很浅显的很普通的道理。比如，对招安的看法，很长时间以来批评界都把梁山好汉被招安定论为农民起义的失败，把宋江定论为背叛，其实这是我们对历史人物提出了不恰当的要求。他活不下去了才造反，被招安后有饭吃有官做，他自然就不造反了。但一旦形成了“叛徒哲学”，如果哪个学者说宋江不是叛徒，这个学者都成了叛徒，这就要不得了。每个人都有思想的权利和表达的权利，文学批评更应当尊重别人思想和表达的权利。
　　李新宇先生彻底否定《三国演义》，说“以这样的小说作为文学经典，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多么的可悲”！您就不担心冒天下之大不韪，伤了国人的心吗？
　　李新宇：伤国人的心也没有办法。如果国人的光荣和骄傲是建立在这种经典的基础上，我觉得伤一下也好。否则，可能真不知道我们的心是一颗被污染得不成样子的心。如果国人的心真与《三国演义》所宣扬的价值观连在一起，我看是应该伤一伤的时候了。事实上，您涉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经典的批判与对国民性的批判一样，必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伤国人的心。因为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它的经典都在影响着民族的精神，塑造着民族的性格。完全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经典，就有什么样的人心，同样，有什么样的人心，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经典。如果一个民族以恶为善，为丑为美，一切都与健康的文明拧着，在封闭的历史条件下，也会形成它的经典。这种经典形成之后，就会进一步培养和巩固着这样的人心，一代又一代，如果没有新的参照，人们会以为一切都天经地义，而且为传统悠久而自豪。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一个民族如果要进步，必须不断地清理自己的传统，淘汰自己的经典。如果自己的历史并不光彩，曾经很野蛮很不人道，就应该自觉地告别，不让历史形成的那些不文明、不人道的东西继续参与国人精神的塑造。像《三国演义》中所宣扬的那些东西，如果继续用以塑造国人的精神，我们就会与人类健康文明格格不入。比如，那个刘安见“皇叔”来了，为了表示对英雄和明主的忠诚和崇拜，就杀掉老婆给刘备吃，他的确很“忠”，也很“义”，却不把老婆当人看。这样的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受到了奖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健康的文明能够容忍这样的行为在文学中不受指责吗？再如，根据《三国演义》代表的传统见解，什么是英雄？能杀人就是英雄，“像砍瓜切菜一般”，连眼也不眨一下，越残暴就越是英雄。长期在这样一种审美价值观念的影响之下，人们就会美丑不分，善恶不辨，把残暴当勇敢，把恶魔当英雄。我们如果不能改变一下这样的“心”，就很难真正进入现代，很难与世界和平共处，也很难争取到像人一样的生活。
　　两位学者对两部名著的批判，确实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那么，你们认为应该怎样去阅读这两部作品呢？
　　王学泰：把它当作文学作品去读。鲁迅说过，“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充一个角色。”宋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运动，受小说戏曲影响很大，包括义和团、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戏剧色彩都很浓。戏不像生活，生活倒像一出戏。特别是社会底层百姓，看水浒时往往血脉贲张，充当其中的一个人物，走上造反的道路。应当看到明清两代的社会运动，包括下层民众的武装反抗大部分从通俗文艺作品中汲取灵感和力量，这与近代革命和外国许多社会运动从科学理论寻找指导方向是根本不同的。
　　李新宇：以批判的态度去读，警惕被它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俘获。(采访：初志英)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王学泰、李新宇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
稿件来源：南方周末

凭什么批判《三国》和《水浒》？
平平
与《<三国演义>批判》一书中提出：中国有许多所谓“经典”需要解毒。我们不否认这是阅读经典的一种视角，但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大多时候，我们只有了解了文本产生的背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文本本身。至于中国名著是否有毒、学者能否为其彻底解毒等问题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沙龙·正方让历史和文艺各归其位
与道德对政治的越位一样，中国古典文艺也经常向历史领域越位。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对于历史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文艺作品来进行的。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封神演义》之类。这些作品都截取甚至复制整个历史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然后加以一定的艺术虚构、掩盖一些历史真实、捏造一些历史事实，然后按作者的意图加以放大。用一句术语来说，就是这些文艺作品都对历史进行了重新的“编码”，其文本乃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遮蔽”。
它们陪伴我们走过了童年，已经化成了我们的经验。而当我们长大接触真正的历史文本后，我们的经验仍然使我们无法接受历史典籍的记录。刘备的仁义形象给我们的印象曾经如此深刻，以致想要我们认为他阴险狡诈，是相当困难的。
文艺对历史的越位不仅通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启蒙为一种漫画式的历史叙述方式提供条件，从而实现对历史的歪曲。按精神分析的经典理论，童年时期的经验影响到了成年人的行为。而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了成年人的思维结构的建构，并且一开始就赋予了人的认知以价值判断。所以它阻碍了成年人对历史的忠实。而更重要的是，文艺作品通过对历史领域的越位，无形之中使自己变成了历史作品，而其夸张、渲染、虚构的人物及其所携带的精神符号化成了一种历史上的图腾。它不再是因“戏说”而显得像是凭空捏造的、其目的在于审美和娱乐的艺术形象。它无形之中转化成了一种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从一开始就通过与认识的合谋而植入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我们的的某种存在的属性。这是最为可怕的，它妨碍了我们的健全的精神结构和人格结构的建构。
这是一种“毒”。这种毒是应该被解除的。而“解毒”过程则是一次企图从人的灵魂里驱逐它所承载的与健康的现代人文精神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尝试。
石勇沙龙·反方批判不能离开文本 咱中国的事情，凡事就都得讲国情，不管什么东西都得“有中国特色”才成。所以像《<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这样的时期要是发生在德国，绝对是文坛丑事，可是发生在中国，就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奇怪了。记得是张志扬在《渎神的节日》里说的，德国的阿Q对吴妈说“我要和你睡觉”，吴妈一点都不会惊慌，照样纳她的鞋底；可是中国的阿Q对吴妈说了这话，就成了事关贞节的大事了。批判这词儿在德语里面的意思就很明白，一到了中国，就成了“批判”的样子了。
对《水浒》这样讲草莽英雄故事的书和讲阴谋诡计的《三国演义》进行什么批判，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相信以批判“游民文化”发家的王先生不会是以这种方式“批判”《水浒》的第一个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还是赵翼那句话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是这里的“数百年”得改成三五年。君不见，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全民评水浒”运动现在不就成了历史了吗？现如今流行的可是这样一提到“游民”这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的批判。
说实在的，要我看，现在的批判恐怕还没有超过“文革”那时的水平，也没超出老百姓“侃水浒”的水平。据今年《读书》上发表的舒芜先生的文章说，对于名著，就应该这样“谈”，就是要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去谈自己的阅读感受。我倒怀疑，如果是这样，还有没有必要把这种茶余饭后的谈话记录发表出来，真要说“谈”名著，那就去认真地听听老百姓“谈”吧，他们的语言比知识分子们那点可怜的语言要丰富多了，“谈”的方式也开放得多。这一点只要看看网友们评论王朔的文字就够了。
对于《水浒》的当代理解，电视剧《水浒》与王怡写的《水浒》系列评论也许是两个高峰。前一个是文学式的再阐释，后一个是微言大义的政治哲学。之所以是高峰，道理也许很简单，就是他们的理解和批评都是“紧贴文本”式的，而像王先生这样文本外部的“批判”，我相信文革中的“全民评水浒”运动是一个极致，一时半会儿恐怕还超越不了。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痛感离开文本批评之弊，于是一致推崇韦勒克的所谓“文本内部研究”，没想到过了二十年，历史还是又转回去了，现在流行的都是社会批评，与“文革”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文革”中的社会批评时刻得扯上阶级斗争，而如今得时刻扯上杀富济贫。时代变了，主题变了，文本却没变，方法其实也没变。用张鸣评论清宫剧的格式来说就是：“‘文革’走了，其实离我们很近”。
刘小枫说，萨德死后对萨德的重新书写与评价其实是一个现代性伦理事件。《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之后，当代中国人的再阐释何尝不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今天的21世纪，处处可见启蒙话语曲曲折折传达的讯息，“批判”亦然。启蒙固无不可，只是启蒙是不是意味着就必须从背离传统开始？我有些怀疑，这样的启蒙是不是会压抑了传统的某些方面，放过了更重要的问题？
与五四那一代的启蒙者不同，当代启蒙知识分子们对传统，远没有他们的先辈理解得深刻。因此，面对传统和遗产，批判需要慎之又慎的检讨，尤其是检讨自己。萧武沙龙·剖析如何看待《三国》、《水浒》的思想
早在上个世纪初，鲁迅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确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思想丰富性固不待言。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王学泰先生所说的，这两本书都是“游民意识及思想情绪的载体”。从《水浒传》的所谓“替天行道”的思想到《三国演义》对刘曹的评价，无不体现着民间正统观念与专制政治思想的合拍，从“聚义堂”的名目到“桃园结义”的记载，无不体现着游民的江湖意识。在《<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中，李新宇与王学泰对两本书的批判，都把很多的笔墨放在其“忠义”思想上。《三国演义》的忠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关羽这一形象身上，小说的关羽与历史的关羽无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当时在一般普通人的认识中，小说的关羽早已替代了历史的关羽。
事实上，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有趣的规律，那就是小说的形象减去历史的真实，就等于小说创作时代的思想状况。也就是说，在《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中，非常充分地体现着儒家的忠义思想在宋元明清时代社会化之后的真实面目。而《水浒传》的忠义则是游民社会不可或缺的江湖道义。“忠义”中，“忠”属于君臣一伦，“义”属于朋友一伦，统治者总是宣扬“忠”，江湖人总是宣扬“义”，“忠”是梁山好汉最终接受招安的基础，“义”是梁山泊建立的基础。儒家思想就是这样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异化，并且成为胶合社会关系的无形纽带。“忠义”情结在我们的心灵中仍然投下不少影子，从我们对这些通俗小说思想的咏叹，从电视电影中各种皇帝戏、清官戏的极盛，都证明着今天的人们，在内心隐匿的深处，仍然承认那种扭曲的价值，我们的英雄观、审美观，也打上了游民思想的烙印，“三国气”和“水浒气”并没有在我们心中根除。陈璧生沙龙·导读解毒剂的由来
王学泰、李新宇在其新作《〈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中认为：中国有许多所谓“经典”需要解毒，学者应该继续五四时提倡的价值重估，把“那些野蛮的、残忍的、反文明、反人道、与人类健康文明相冲突的东西一一揭示出来，”重新评价所谓名著（李新宇）。王学泰则继续其关于游民文化的研究（《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对《水浒传》似的农民起义予以批判。
民间有谚：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大致是说少年人因为血气方刚，读了《水浒》容易激发叛逆精神；老年人饱经世故，读《三国》后会流入阴鸷狡诈一路。显然，对于《水浒》和《三国》的特点和影响，人们并不是一无所知。在知识相对贫乏的年代，《水浒》和《三国》这样的通俗小说及通过文人改编的戏剧、弹词是乡间小民仅有的文化生活。即使是这样的书，也不是每个人都读的。鲁迅《风波》中的赵七爷因为读过《三国演义》而成为当地的学问家，更多的不识字的百姓则是通过戏文、评书了解《三国演义》、《水浒传》，更别说系统地了解历史，于是文学中的人物代替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人物的形象符号化、类型化并成为善恶贤愚的评判标准。
建国后，学术范式的转折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解释，文学史也不例外，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文学作品也面临着重新评价的问题。在阶级斗争理论盛行的年代，反映农民起义的《水浒传》地位被不断抬高。阶级斗争理论不再占据主流的时候，学者开始以新的视角介入文学作品，惊呼中国文学经典有毒，为了不再使国民的心继续受到这些有毒的名著的污染，就有了上述两位学者的“解毒剂”。

《新京报》2004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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