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阿赫马托娃诗选 (阿赫马托娃)文字版,版面精确还原 阿赫马托娃

作者: 阿赫马托娃

译者: 乌兰汗

图书分类: 文学

资源格式: PDF

版本: 文字版,版面精确还原

出版社: 外国文学出版社

书号: 7-5016-0019-8/I·20

发行时间: 1991年09月

地区: 大陆

语言: 简体中文

简介: 

————————小白桦诗库———————–
　　出版说明
　　田野上的白桦树，端庄，光洁，朴实，温存，岂不正是诗的一种象征。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这套苏联诗歌小丛书的名称。这里收入的是几个时代苏联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它们是明朗的，而不是晦涩的，有时是哀伤的，但并非绝望的，不少诗诉说了沉重的苦难，然而也显示出坚强的信心。每本集子里的诗都经过了精选，尽力表现原作者的特色和风格。译者也都是当代的名家。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喜悦、深思和美的感受，为诗人提供借鉴。诗集装帧精美，也是一种良好有益的礼品。

————————小白桦诗库———————–

爱
A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73,000 开本787×940 毫米 1/32 印张11 1/2 插页2
1991 年9 月北京第1 版 1991年9 月北京第1 次印刷
印数0,001－3,440

ISBN 7-5016-0019-8/I·20 定价4.15元

　　前言
　　近十年来，在研究苏联诗歌的过程中，顺手译了一些诗作。今承卢永同志的好意相约，把我译的安娜·阿赫马托娃的作品（包括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编成集子，呈献给我国诗歌爱好者。
　　安·阿赫马托娃（1889－1966）是位复杂的人物。她的创作岁月长达半个多世纪，产品精但不丰。这可能与她对诗歌艺术的严要求有关，也可能由于她个人生活道路坎坷所致。
　　阿赫马托娃写诗始于本世纪初，在大学读书时开始发表作品，191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黄昏》。当时，俄国象征派诗歌从高峰转向下坡，新崛起的一代自命不凡，成立了各种文艺团体。阿赫马托娃和尼·古米廖夫、米·库兹明、谢·戈罗杰茨基、奥·曼德尔施塔姆、弗·纳尔布特、米·金凯维奇等人便在“阿克梅派”的旗帜下登上文坛。
　　那是乌云压顶的时代。1905年革命遭到失败，反动势力猖獗，宗教迷信泛滥，色情文学盛行……
　　阿克梅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存在的年头不长，仅仅十年左右（1912－1922）。这个流派自认为是艺术真理的最高表现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并尽力摆脱象征派的影响。
　　阿赫马托娃的第一本诗集《黄昏》一出版，立刻引起文艺界的重视与争论。这是一本抒情诗集，主题是爱情，从自我表现出发，倾诉少女爱情的不幸。这个主题在她以后的几本诗集中仍然占主要地位。诗中还常常涉及到对死亡的联想。这与她家庭的悲剧以及疾病缠身不无关系。1905年，她父母离异，从而使她失掉了父母共同的爱，饱尝了家庭拆散后的辛酸。她兄弟姐妹六人，阿赫马托娃排行第四。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妹一弟。他们几乎都染有肺结核病。大姐伊丽娜在阿赫马托娃未出世前就夭折了。二姐伊娜死于二十二岁妙龄。大哥和小妹也都在二十年代初相继去世。阿赫马托娃本人也患肺结核，所以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胁。因此，她早年诗中的悲凉感，正说明她囿于自我的小圈子里，没有看到整个阶级社会的残酷现实。她个人家庭生活的破裂，更增加了她诗歌中的哀怨的调子。
　　阿赫马托娃没有接受十月革命。这是她的出身、资产阶级教育和思想意识所决定的。但，她并没有反对革命，对祖国一直怀着深情。她的朋友们一个个移居国外，召唤她也去，被她拒绝了。这从她的创作中可以看到。1922年重新发表的《我听到一个声音……》，是她思想变化后的修改稿。这首诗原来写于1917年，开头还有四行：
　　在自杀成风的苦闷中
　　人民期待着德国客人的来临，
　　从俄国教堂里飘出了
　　拜占庭的严峻精神。表现出她对现实的错误估计。经过三、四年的社会实践，她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突出了对从国外传来的“召唤”的谴责，把它斥之为“可恶的谰言”。然而，象这一类涉及到大众生活的作品，在阿赫马托娃当时的创作中，稀如晨星，更多的则是她的爱情抒情诗。
　　在二十年代上半叶，在朝气蓬勃的新社会的革命进程中，苏联国内对阿赫马托娃的创作有两种截然相背的看法。一种是以岗位派文艺评论家列列维奇（1901－1945）为代表。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批评家一口咬定阿赫马托娃是反对新生活的“敌人”，说“培养出阿赫马托娃的创作的社会环境……是地主之家，是老爷的公馆”，说她的作品是“地主庄园里种植的暖房花草”，说她的天地“极其狭小”，说她的诗歌不外是“贵族文化的一块小小美丽残片”，说她诗歌中对于社会进程“只有极其微弱的反响，而且还是敌意的”（见《在岗位上》一书，1924年）。列列维奇的观点在当时占居上风，奠定了对阿赫马托娃反复批判的理论基础。
　　但，在同一时期，或更早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瓦·奥辛斯基（奥包连斯基，1887－1938）却对阿赫马托娃的作品持另一种看法。1922年7月4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阿赫马托娃是“一流的抒情诗人”，他写道：“每一位杰出的诗人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他善于为同时代的某一群体的心灵活动提出浓缩的、突出的、响亮的表达方式，以它来概括重大的或有特色的事件。”另一位老革命家亚·柯伦泰（1872－1952）于1923年第2期《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写给劳动青年的一封信》，认为阿赫马托娃的诗集是“描写妇女心灵的书”，是用诗表现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奴役的妇女为争取自身人格而进行的斗争。她认为“阿赫马托娃完全不象我们冷眼初看时所感觉的那么‘陌生’”，在她的诗中“有过渡时代我们所熟悉的、活生生的、亲近的妇女的心，它在颤抖，它在搏斗，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心理在分化，在这个时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安娜．阿赫马托娃正是站在欣欣向荣的，而不是奄奄一息的意识形态的一方”。
　　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沉淀，终于证明这些老革命家是有眼力的，他们看得远，他们透过诗人个人感情的表层发现了丰富的心灵矿藏，他们对阿赫马托娃以后的发展寄予希望，对她的诗艺技巧表示赞许。而列列维奇的“革命大批判”，只不过是庸俗社会学的一种表现，可是这种“大批判”却长时间对阿赫马托娃起着扼杀的作用。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大约有十个年头，阿赫马托娃没有发表作品。她在认识新的社会，新的现实，同时也在勇敢地承受自己多灾多难的命运的考验。
　　从三十年代后期起，她完成了许多新的抒情诗，爱情的主题退让到社会问题和民众命运问题之后，《安魂曲》（1935－1940）、列宁格勒诗抄（1941－1944）以及诗剧《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1940－194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她本人也承认：“我的文风变了，声音也变了”，“再不可能退回到最初的写法上去了。是好，是坏，不能由我来判断。1940年——达到了极点。诗作源源不断，甚至跟踪而来，它们来得急急忙忙，使我喘不过气：什么样的诗都有，大概也有坏的作品”。[转引自弗·日尔蒙斯基著《安娜·阿赫马托娃的创作》。诗人的原话写在零星的页片上，现保存在苏联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
。]　　苏联人民进行卫国战争时，阿赫马托娃已年过半百。宣战的当天，她写成一首短诗，说明她的决心：“要活，就活得自由，要死，就死在家园……”作为列宁格勒市的一个居民，她和所有没有上前线的人一样，积极参加保卫后方的斗争。她缝沙袋作路障，在楼前值班防空，挖坑掩埋城市的有价值的雕像纪念碑。女诗人奥·别尔戈利茨（1910－1975）为老诗人的行动所感动，曾写下一组诗献给她：
　　在喷泉街旁边，在喷泉街旁边，
　　在紧紧掩闭着的入口处前面，
　　在雕花的大铁门旁，
　　公民安娜·阿赫马托娃
　　夜里在站岗。
　　阿赫马托娃虽然不是出生在列宁格勒的人，但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度过大半生，她把列宁格勒视为自己的故乡。保家卫国的战争加深了她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她亲自感受到敌人炮击市区时造成的破坏，看到了应征入伍的青年们与情人、与母亲吻别的场面，她忘不了无辜儿童们被法西斯炮弹炸死的惨象。她知道，敌人无论多么疯狂残忍，战争不管会带来何等灾难，祖国一定会胜利，人民一定会胜利。这种信念，这种感情浸透了她四十年代写的诗篇。阿赫马托娃是乘最后一班飞机撤离列宁格勒的，从莫斯科辗转到中央亚细亚的塔什干市。她在那里经常到医院慰问伤病员，为他们朗诵诗歌。
　　战争胜利后，联共（布）中央以决议的形式，对她和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进行了不公允的批判，甚至把她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她的作品在一段历史时期里不予发表，这时她从事了大量的诗歌翻译，包括翻译我国屈原的《离骚》、李商隐等诗人的作品。
　　五十年代后，她的名誉得到恢复，她的诗作重新出现于报刊之上。人们发现，她的缪斯仍然富有独特的魅力。她对历史的过去进行反思，对诗的使命进行再探讨，更重要的是她捧出一批富有哲理的、感人的新作，如《野蔷薇开花了》、《子夜诗抄》和以极深沉的语调悼念亡友的诗篇。
　　阿赫马托娃的诗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她还吸收了俄罗斯小说的表现手法。这一点奥·曼德尔施塔姆早有评论。他在1922年写的《关于俄罗斯诗歌的通信》中，有这么一段颇有见解的话：“阿赫马托娃把十九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的全部规模宏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引进了俄罗斯的抒情诗中。没有托尔斯泰和他的《安娜·卡列尼娜》、没有屠格涅夫和他的《贵族之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和列斯科夫的部分著作，也就不会有阿赫马托娃的诗。阿赫马托娃起源于俄罗斯小说而不是起源于诗歌。她是在注目于心理小说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那尖锐而又独特的诗歌形式的。”在阿赫马托娃的诗中，妇女不再是被讴歌的对象，而是表达自己意志的主角。阿赫马托娃的出现，在苏联招来一大批模仿者，她们都企图用阿赫马托娃的语言表述自己的心灵。这事颇使诗人不安，以至使她写出下列的诗句：
　　我教会了妇女们说话……
　　可是，天哪，我怎么才能让她们住口？！
　　除了祖国的文学遗产，阿赫马托娃还广泛地吸收了世界文学宝藏的营养。她精通法语与法国文学；精通德语，早年还译过里尔克的诗；她懂英语，热爱莎士比亚；又可以阅读意大利文，并能大段地背诵但丁的《神曲》。她常常引用外国诗人的原句作为题词，说明她的学识渊博，也表明她与其他作者有一脉相通的思想感受。
　　诗人喜欢把自己零散的作品加以组合。几首不同的诗，写于不同的年代，甚至年月相距甚久，诗人却把它们排列在一起。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往往对某一现象如何长期苦思冥想，直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体。短的组诗如《在皇村》、《离异》、《莫斯科的红三叶》等，每组由三首诗形成；《北方哀歌》——六首；《明月当空》——八首；而《战争风云》则是十六首，其中第六与第七又形成一个小组合。
　　阿赫马托娃十分讲究诗学。对每首诗，长期推敲，反复修改，不到满意不罢休。正因为如此，有的诗有数种版本。我在翻译中深感自己能力有限，难以表达她的创作中的全部艺术特色，包括诗的形式、韵律、音响，甚至辞组。好在国内还有几位同行也译过她的一些作品，可以相互补充对方的不足。
　　阿赫马托娃在世时只编过七本诗集，其中有五本出版过单行本，两本收入其他集子中。1976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了她的《短诗与长诗》集，共五百多页，到目前为止，这是苏联最权威的版本。编者声明，这是“一部比较全的集子，是一部经过科学研究编成的集子”。这本诗集除了《黄昏》（1912）、《念珠》（1914）、《群飞的白鸟》（1917）、《车前草》（1921）、《ANNODOMINI》（1921－1922）、《芦苇》（1924－1940）、《第七本诗》（1936－1964）之外，还把散载于报刊的诗、诗人生前未发表的手稿，以及不同的版本，尽可能全地收在其中了。
　　我这次编这本集子时，主要依据列宁格勒1976年的版本，同时增加了四篇阿赫马托娃的散文。这样，这本集子便由诗与散文所组成；另外附上老作家科·楚科夫斯基的一篇回忆录，它对我们了解这位女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与独到的见解。
　　趁此书出版之际，向各位在我翻译过程中给予帮助的我国的和苏联的朋友们致以真诚的谢意，并热忱地等待读者们的批评与指教。
　　乌兰汗
　　1987年5月1日
　　于三虎桥

　　简略的自述
　　1889年6月11日（公历23
　　日），我在敖德萨近郊（大喷泉）出世。那时家父是退伍的海军机械工程师。我还是个周岁的婴儿被带往北方——皇村[皇村原为俄国历代沙皇的行宫，位于彼得堡市南35公里处。19世纪时，沙皇政府在该处设立了贵族子弟学校。普希金是该校第一期学生。十月革命后，皇村更名为普希金城。]我在该处住到十六岁。
　　我早年的回忆——都与皇村有关：苍翠碧绿而又未经人工布置的花园，保姆携我玩耍的牧场，毛色斑驳的小马跑来跑去的跑马场，旧的火车站以及其他，这一切后来都写入《皇村礼赞》。
　　我每年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箭湾之滨度夏，在那儿我与大海结情。那几年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古城赫尔松涅斯[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城，15世纪被毁。19世纪开始对它进行挖掘，发现城墙、城门、塔楼等遗迹。]，我家就住在它附近。
　　我按列夫·托尔斯泰编的识字课本学会识字。五岁时，听女教师给年长的孩子们上课，我也学会用法语讲话。
　　我十一岁写成第一首诗。我接触诗不是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开始，而是从杰尔查文（《贺皇族少年生日诗》）和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诗，我母亲都能背诵。
　　我在皇村女子学校上学。最初学习成绩甚劣，后来大有改进，但始终不太愿意学习。
　　1905年，我的双亲分居，妈妈携儿带女迁往南方。我们在叶夫帕托里亚住了一年整，我在家中自修学校倒数第二年级课程。我怀念皇村，写了不计其数不成样子的诗。1905年革命的余音隐隐约约传到与世隔绝的叶夫帕托里亚。最后的一个学年是在基辅市丰杜克列耶夫学校读完的，1907年于该校毕业。
　　我在基辅进了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最初学习法律史，尤其是学习拉丁文时，我尚觉满意，但一开始教授纯法律科目时，我便对课程失掉了兴趣。
　　1910年（俄历4月25日）我与尼·斯·古米廖夫①[尼·斯·古米廖夫（1886－1921），俄罗斯诗人，阿克梅派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因所谓参加“反革命阴谋”罪被处死，1986年平反。]结婚，我们去巴黎度蜜月。
　　那时，巴黎市区铺设新的林荫大道（Raspail①林荫大道[①法文，音译为拉斯帕伊。]）的工程尚未最后竣工（左拉对此有所描述）。爱迪生的朋友韦尔纳在TavernedePanteén②[②法文，意为“伟人祠餐厅”。]指给我两张桌子，说：“这就是你们的社会民主工党，这张是布尔什维克，那张是孟什维克。”妇女们的衣着兴趣经常变换，忽儿穿裙裤（jupes-cullottes），忽儿又几乎是包住大腿（jupes-entrarvés③[③法文，意为“窄裙”。]）。诗——无人问津，诗集只因印有大小不等的美术名家们的装饰画，才有人购买。我那时已明白：巴黎的美术吃掉了法国的诗歌。
　　迁居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等文史讲习所学习。当时我写的诗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别人给我看英诺肯季·安年斯基④[④英·安年斯基（1856－1909），俄国诗人兼评论家。]的《柏木匣》的校样，我为之惊叹不已。阅读时，忘掉世上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明显陷入窘境，新起诗人不再追随这一流派。有人走向未来派，有人走向阿克梅派。我和一号诗人会⑤[⑤当时诗人的一个派别。]的友人——奥·曼德尔施塔姆⑥[⑥奥·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苏联诗人。他死后，阿赫马托娃为他写过悼念诗。]米·金凯维奇①[米·金凯维奇（1891－1973），苏联诗人，文学翻译家。]及纳尔布特②[②弗·纳尔布特（1888－1944），苏联诗人。]一起，成为阿克梅主义者。
　　1911年春我在巴黎亲眼看到俄罗斯芭蕾舞获得的最早的辉煌胜利。1912年我遍游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波伦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美术与建筑给我的印象极深，它象那终生难忘的梦景。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出版。只印三百册。批评界对它的评价尚好。
　　1912年10月1日我的独生子列夫出生。
　　1914年3月第二本书《念珠》问世。它的生存时间只有六周左右。彼得堡从5月初开始转入消沉，人们分批疏散。这次与彼得堡的告别成为永久的告别。我们回来时它已不叫彼得堡，而叫彼得格勒了，从十九世纪一下就跨入二十世纪。从城市面貌开始，一切都变了样。看来，初学写作者的一本小小的爱情抒情诗集应当淹没于世界性的大事之中。时间却作出另外的安排。
　　我年年在特维尔省距离别热茨克15俄里的地方过夏。那儿并非风景优美之地：丘陵地带上耕耘的是四四方方的田地，座座磨坊，处处泥塘，排干的沼泽，辘轳，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念珠》和《群飞的白鸟》诗集中的许多的诗都是在那儿写的。
　　《群飞的白鸟》于1917年9月出版。读者与批评界对此书不公正。不知何故这本诗集被认为不如《念珠》成功。这本诗集是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的。交通运输奄奄一息——书甚至不能寄往莫斯科，全部在彼得格勒售掉了。杂志一种接着一种停刊，报纸也是如此。因此，与《念珠》不同之处在于《群飞的白鸟》不可能在报刊上得到热烈讨论。饥荒与经济崩溃日甚一日，奇怪的是，所有这些情况都不在考虑之内了。
　　十月革命后，我在农业学院图书馆工作。1921年我的诗集《车前草》问世，1922年出版了诗集《ANNODOMINI》①[拉丁文，意为《耶稣纪元》]。
　　大约于二十年代中期，我兴致勃勃着手钻研古老的彼得堡建筑和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研究普希金，其成果是关于《金鸡》、关于贡斯当·德·雷贝克的《阿道尔夫》和关于《石客》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当时都发表了。
　　近二十年来我写的《亚历山德林娜》②[②普希金妻子的妹妹。]，《普希金与涅瓦海滩》、《普希金在1828年》可能收入《普希金之死》一书中。
　　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我的新诗几乎不再发表，而旧作——不予再版。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列宁格勒。9月底，已是围困时期，我搭飞机去莫斯科。
　　我在塔什干住到1944年5月，贪婪地打听有关列宁格勒和前线的消息。和其他诗人一样，我经常到军医院去为伤病员们朗诵诗作。我在塔什干初次理解什么是炎热中的树荫凉和流水声。我还理解了什么是人的善良：我在塔什干经常患病，而且病势很重。
　　1944年5月我飞到满城春色的莫斯科，那时莫斯科洋溢着欢乐的希望，并正在等待着即将来临的胜利。6月我重返列宁格勒。
　　我的城市仿佛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幻影，它使我如此震惊，以至于我把这次与它的相会写成散文。与此同时，写成了两篇特写《三株丁香树》和《走访死神》，后一篇记述我在铁里欧吉前线朗诵诗一事。我一向觉得散文既神秘莫测又诱人试探。我从小熟悉的全部是诗，而对散文从来是一无所知。我这次试笔得到众人的大力赞扬，我当然并不信以为真。我把左琴科请来，他让我删掉几处，并说，其他部分他认为可以。我很高兴。后来，我的儿子被捕，我把他和我的存稿一起全部付之一炬。
　　我早就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战后时期我译的作品很多。现存仍然从事翻译工作。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为写作这部作品我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去年冬天，但丁纪念年①[①1965年为但丁诞辰七百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一年为但丁纪念年。]的前夕，我重又听见了意大利语言的声音——我访问了罗马和西西里岛。1965年春，我前往莎士比亚的故乡，望见了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故友重逢，结识新友，并再次访问巴黎。
　　我从未停止写诗。诗中有我与时代的联系，与我国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我写诗时，是以我国英雄的历史中的旋律为节奏的。我能生活在这些岁月中，并阅历了这些年代无与伦比的事件，我感到幸福。
　　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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