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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天津闲人

作者: 林希

图书分类: 文学

资源格式: PDF

版本: 文字版,版面精确还原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书号: 7-200-03311-1

发行时间: 1998年01月

地区: 大陆

语言: 简体中文

简介

IPB 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闲人/林希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1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丁帆主编)
ISBN 7-200-03311-1

Ⅰ.天… Ⅱ.林… Ⅲ.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新时期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新时期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97)第 19256 号

天津闲人
TIAN JIN XIAN REN
林 希 著
* *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刷
* *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l4.5印张 338 000字
1998年2月第 1版 1998年 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 * *
ISBN 7-200-03311-1
I·496 定价:18.00元

IPB Image

“津味”林希
王世城

还在多年前,就知道有个林希,是个“胡风分子”,诗写得不错,诗集还获过全国奖。没料想,才几年过去,竟发现大江南北各家大刊的小说栏目下,常常赫然有着“林希”二字。呵,这下中国当代诗坛算是又少了一员宿将,只不知小说界会不会因此冒出匹黑马?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见有林希的小说便抢来读,从九十年代初的《相士无非子》、《高买》一直读到最近的《一杠一花》,还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比起诗来,林希的小说别有一番风味,不知不觉便能把读者迷得废寝忘食,让你手不释卷,欲罢不能。难怪有这么个说法:写小说的转行写诗,十之八九失败;而写诗的转写小说,几乎个个精彩。这种例子本已不少,林希算是为这种说法又添加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样说林希,好像他真是斜刺里一个冷不防杀入小说界的,这其实是冤枉了他。他的小说创作很早就开始了,在 1996 年就曾有两个不错的作品(《寒士》和《茶贤》,分别登在《钟山》和《中国作家》上),不过那时所谓“八五”文学“爆炸”的余波未断,林希便很不幸地被淹没在一片喧嚣中。此后他似乎停笔不写小说了或写得很少,直到文坛不太景气的九十年代来临,才又以一篇《相士无非子》卷土重来。今非昔比,九十年代文坛浮嚣之气虽仍在,但较之八十年代中后期则已有不少收敛;众批评家虽然卖力地忙着标“新”立“后” , 到处拉起旗杆招兵买马,作家和读者却已似不再那么热心地买账了。在这个所谓“个人化写作”的时代,真正的作家面临着孤军作战的压力,然而,好的作家、有实力的作家向来便不惮独行,他正好借此展示自己的存在独特性;只有那些本质虚弱的作家才会到处寻找旗帜归依,到处拉帮结派,虚张声势。拥有深厚功力而又不尚喧嚣的林希在此时一个回马枪杀入小说界,正是选中了时机,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缺。难怪他一发便不可收拾,每年都以可观的产量和质量稳步上升,不温不躁,后势似乎无穷无尽。

正如福克纳能从家乡邮票那么大一块地方挖掘出一个精彩纷呈的人间王国一样,不少聪明的小说家,都善于挖出一口属于自己的井,以期从井中源源不断汲出清清亮亮的好水来,他们深深懂得根据地的重要,不会傻得整天去打游击,捡野食。这不,马尔克斯有他充满“神奇现实”的魔幻大陆,普鲁斯特有他追忆不尽的“似水年华”,乔伊斯有他似实似虚的“都柏灵”,博尔赫斯则从他庞大的图书馆中找到了无穷无尽的典故、玄想……
林希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一上阵便抖出自己的看家领地:天津市井。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只要耕作不辍,虽不能像诸前辈那样“土中生黄金”,但年年丰收,饿死人的事至少是不必担心了。
要想理解一个城市,市并是跨不过去、乃至最重要的一环。城市市井俨如农村中的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而又云水翻腾、活力无限的文化空间,它那看不见的隐性文化结构既造就又制约着城市的显性文化结构,它是后者的源头。显性的城市文化结构,多少带点矫饰、做作;而市井社会则不然,它无拘无束,放荡不羁,充满生命的野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城市中更为原始亦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真实,它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味”。林希既写天津,又写其市井,这样一来,便免不了被称作“津味”作家了。
“津味”作家,林希不是第一代。远在晚清民国时期,就有不少老报人热衷于状写天津的市井风情。在他们笔下,天津卫下九流——从青皮混混到烟花女子,他们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的行为被写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报人的职业特点为他们描摹世相、揭露内幕、暴露隐私等等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从他们的小说中,的确可以看到天津市井的生活实录和众生活动。然而,在林希看来,通过这种新闻实录或猎奇方式展现出的天津市井,还很难称得上具有真正的“津味”:“他们越是写得逼真,他们就离开文学越远,直到最后,他们写了不计其数,结果也没有写出什么气候来。”不仅如此,他们还扭曲、断送了“津味”,“给后人写绝了道儿”,以至“人们一提起天津味,立即就联想到打架骂街,要么就是吸鸦片,玩妓女,稍微斯文一点的,写到租界地的遗老遗少,也不外就是讨小老婆,霸占民女罢了。”(林希《“味儿”是一种现实》,见《文学自由谈》1994 年 4期)
这样,等到林希进入天津市井时,他就不得不面对着一个挑战:重建“津味”,还“津味”小说的应有品味。

这当然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无疑,报人“津味”小说在展现地域特色(方言、风景、风俗)以及地域生活形态的摄录上,的确达到了“逼真”的程度。然而,由于缺少内在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视角,他们的作品最终只能落入新闻照像式的平面复制上,越“逼真”便越像新闻作品,越不像小说。
报人“津味”小说步入歧途的地方,正是林希欲重建“津味”小说的起步处。任务是艰巨的:一方面,作为“津味”小说,自然得有地域特色,也就是说,在方言运用、风景描摹、风俗再现等等环节上,他仍得力求做得和那些老前辈一样出色;另一方面,他还得时时提醒自己,摆脱报人津味小说传统的干扰,以全新的视角去观照“津味”现实。由此,他确立了自己的写作指导信念:“天津味,和北京味一样,不是一种皮毛,而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艺术现象,是一种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学成就”,因而,写作津味小说,不应满足于展现现实,而应力求重建现实。至于如何重建,他自成竹在胸:“在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点上,开掘地域文化深层的文化内蕴,也就是探寻作品主人公的文化背景,在民族文化的高起点上,审视作品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模式,实际上也就是重建一个具有作家艺术个性的生活真实。”(《“味儿”是一种现实》)。
论野心,林希是够大了。重建云云,说起来容易,但一个不小心,便又会流于高调,或走回老路。对天津市井有大量的生活积累和非比寻常的熟悉,这固是他的一大优势,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也未尝不可视为一个危险的诱惑:谁知他在进入市井社会时,会不会为种种市井众生相耳迷目眩,留连忘返呢?倘是那样,他又不知不觉回到了“展现”的路子,而将“重建”当成了幌子,满足于装点门面了。
幸好,林希不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或什么肉也不卖的作家。

显然,任何地方“味儿”的小说,其地域色彩是首要前提,它包括语言、风俗等等。要展现这些,在乡土地域小说中较易办到,因为中国乡村的静态文化和分割状态使其特色一目了然,而又变化缓慢,易于把握;然而,都市就不一样了。都市是个一日三变的快节奏文化地带,在一个开放时代,受一体化的现代化潮流影响,它越来越难保持住自己独特的文化结构和文化传统。尽管都市亦有自己的民间地带——市井,一个城市的外貌即使越来越雷同于另外的九百九十九个城市,在它的市民社会里,仍然会暗暗流淌着自己的遗传血统,但这种遗传血统在一波一波外来时尚文化的冲击下,毕竟已经越来越不那么明晰,而日渐衰弱了,以至于常常需要跨越当下,回溯从前,到那个异常旺盛异常活跃的历史时期去寻找。
林希亦然。他笔下的天津市井基本定位于晚清民国时期,那时大概是天津历史上最繁华的时代,亦是天津文化基本格局的形成期和旺盛期,因而其地域特色尤为丰富,一系列天津独有的文化现象,也只有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存在、活跃。那时的天津卫,是所谓的“九河下梢” , “上有三沽”“下有三洼”,自打鸦片战争失败开埠通商以来,便租界林立,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外寇入侵也罢,军阀混战也罢,凭借南来北往和皇城脚下的优越位置,天津卫畸形地膨胀繁荣起来。于是,乱世
出英豪,大至袁世凯、徐世昌,小至“青皮”、“混混”,便成为天津卫的文化标签之一。至于“闲人”、“高买”之类,更是天津市井的独特风景。然而,尽管林希也写青皮阿混,也写打架闹事,但与老报人的炫奇笔法迥异,在林希眼里,凡此种种“天津气派”,都是某种积淀深厚的文化体现;他感兴趣的不是现象,而是“市井与人生的参照上”(《闲话〈天津闲人〉》 ,见《中篇小说选刊》1992 年 6 期),因而,市井世相之于林希,既有地域文化参证的价值,更有生命文化体验的因素,文化与人融为一体,文化即人。就以玩蛐蛐而论吧,大江南北的公子哥们都玩,北京人、苏州人可能会玩得温良恭俭,但唯有天津爷们几乎玩进了人一命(《蛐蛐四爷》 ) 。这就是地域文化对人的生存心态的塑造作用了。不仅于此,林希还在天津蛐蛐爷们的“玩命”当中,悟出了深深的生命悲剧:越是状写“虫王”的“英雄寂寞”“怀才不遇”,乃至忧愤“自杀”。林希便越是感到“那些好斗、求胜、称王的英雄豪杰,却原是世间最可怜、最可悲、也是最不幸的俗子凡夫”,“虫性便是人性”,至此,写虫变成了写文化,写人,小说亦从地域风情的展示,跨进了更深文化层次(《 “虫性便是人性” 》 ,见《中篇小说选刊》1993 年 6期) 。
林希喜讲旧时天津的市井传奇故事,一个个姿态各异、各具特色的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然而,讲一个好故事并非是他的唯一目的,正如塑造一个成功的形象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一样。对林希来说,天津市井传奇之所以不同于北京、南京的市井传奇,换言之,天津故事之所以值得一讲,别人之所以愿看,便在于它骨子里有一股无法取代的“津味”。因而,尽管小偷全中国、全世界都有,但唯有在天津他才是“高买”,虽为下里巴人,却也至情至性,敢作敢为,甚至也讲仁义道德,而犹为可贵的是,像陈三这种“高买老大”,能在乱世中保持自己大节不亏的可敬人格;“相士”这种中国民间独有的文化现象亦然,上至京城皇都下至远乡僻壤,哪里找不到相士的身影?但唯有在二十世纪初政治地位微妙、一丝风吹草动都可能是一场军阀大战预兆的天津,相士才能够成为政治舞台上非同小可的角色。试看那个号为无非子的相士,静坐相室之内,天下形势却了如指掌,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他竟能将整个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上!这与其说是相士文化(它与传统的权术文化有共通处)在天津找到了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勿如说是天津这块风水宝地为它塑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独特风采,它与天津历史共命运,与“津味”融为一体。
从文化观照出发,林希的小说必然要走向更大层面的国民劣根性文化批判,这既是地域文化小说的必然前景,亦是它自我超越之必需。把所谓的“味”理解成某种地域的专有精神,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其实, “京味” 、 “津味” 、 “海派”……各种“味” ,贯穿其中的无非一个“味” :中国味。因此,在地域文化的相对独特性之下,隐藏着看不见的共性,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制约。写地域文化,无论怎么精彩,都无法离开这种制约。所以,林希写“天津闲人”、“天津胖子”,写天津旧时大家族的腐败和衰落,写奴婢、陪房、“小的儿”,便必然处处于地域特色的展示中,走向某种更为深刻、普遍的大文化观照、把握和批判。这井非削弱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恰恰相反,它深化、扩展了地域文化的精神,将它提升到更高层次。诸如“天津闲人”,虽然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东洋西洋,世界各地,只在天津卫才能见到”,然而“闲人文化”亦即“帮闲文化” ,却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一大体现。“闲人”无职无业,专爱惹闲事、管闲事,欺软怕硬,见缝插针,见财伸手,“他们以
‘闲’为业,却又因‘闲’而忙得不可开交”,(《闲话〈天津闲人〉》),唯恐天下不乱,以便自己从中渔利。混出个名堂的,便俨然以名士自居;等而下之的,则迹近无赖、混混。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像侯伯泰那样“把世事看得透彻”: “什么是你对?又什么是我错?”“人生在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存害人之心,只求作个和事佬,天下太平,人方和好” ,(《天津闲人》),这种无原则、无立场的实用主义“帮闲文化”,恰是中国文化的惰性体现,然而却又渗透了老庄孔孟文化的许多精髓,而天津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背景,偏偏又为它的繁盛提供了土壤,它自然是社会生活糜烂所孵出的一种毒菌。因而,透视这种“反文化”,既是对“津味”文化传统的一个批判,亦为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正如林希所说:“津味小说不是只写给天津人看的,天津人特定的生活形态、生存状态,观照着历史、时代和人生”,以地域文化去把握大文化,虽为“坐井观天” ( 《闲活〈天津闲人〉 》) ,却自有窥斑知豹之妙。

林希善讲故事,可算当今小说界不多见的故事篓子。他不玩什么叙事花样,靠的是扎扎实实的故事推进功力,和大量的历史积累、生活阅历,有时显得传统、朴实,诸如“袁世凯怎样起家的,这里且按下不表”(《高买》)的叙述,大有评话、章回小说之风。他能够不慌不忙,将一个个故事有条不紊,娓娓叙来,以求达到这样的效果:“在读者读你的小说的时候,能让他一口气从头读到尾,明明炉子上的水壶开了,也装作没有看见,不到一个段落绝不肯放下杂志”(《陪房》),他靠的是故事本身的内在魅力。像《一杠一花》,故事的开头平平淡淡,类乎评书谈天说地,可你一旦读下去,准保会被陈老六和宋四妹编造的那出戏迷住,不知道这出戏的最后结果,谁会甘心呢?尤其是《天津闲人》,一具河边的无名尸体,怎么就能把那么多不相关的人卷进去、让台前幕后的人物一个个大显身手呢?手头没有几下硬功夫,还真难把故事编圆;故事一编圆了,也就不由你不一口气读下去。
因而,林希的小说读起来非常轻松,但倘以为林希小说目的不过是为读者提供些娱乐,那就错了。他的小说里固然具有一切通俗演义的要素:传奇式的人物,曲折起伏的情节,惊心动魄的气氛,三教九流的市井环境,其中还不乏底层的侠义英雄(诸如陈三),然而与老天津报人借用传统形式以制造噱头不同,林希并不想一味取悦读者,他可谓吃透了传统形式亦史亦议、亦庄亦谐、寓历史讽谕于讲史叙事中的文体精髓,从而坚决避免了庸俗化和平面化,使自己的故事既具备了纵向的历史兴衰感,又不乏横向的写下现实文化参照,这亦是林希“新津味”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
林希的某些历史讽谕和现实参证,常常令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蛐蛐四爷》写得那么扣人心弦,跌宕起伏,可林希还不忘刺进几句:“男子汉而玩蛐蛐,实在是绝对的圣贤”,想想也是,国难当头,中国的男人或许没能耐上战场与洋鬼子拼杀,可是在家门内制造些内战战场乃至制造些两只虫子拼斗战场的功夫,却不愧天下第一。评论所谓“社会贤达”布翰林则是:“他永远代表民众参加选举,他一举手就是法津生效,他一吃肉就是民心顺畅”(《相士无非子》),真是入木三分。更绝妙的是,林希常将笔触滑向现实:写到侯先生代表大阪公司出去大吃大喝时,笔锋突然一转:“所以,对于公款吃喝,那是应该首先认
识到它的社会效益,千万不可小家子气,是一个人喝了一瓶子酒事大,还是谈成一笔生意事大?”(《陪房》),出人意料,而又辛辣至极。凡此种种,使林希的“津味”历史常常成为克罗齐所说的“当代史”,它让你无法一笑了之。小说的内在锋芒常使本在叙事中缺席的当下现实突然曝光,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说了那么多,不熟悉林希的人一定由此得出结论:噢,原来这林希是个写天津市井的高手。这话没错,但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如果不说,对林希未免太不公平。其实,除了市井之外,林希还有个纵横驰骋的孤域:旧时天津封建大家族。据林希自述,他之所以写家族历史小说,起因于看不惯当代那么多作家的“瞎掰” ,把历史风俗和历史人物写得面目全非。抱着这种“不平则鸣”心态,他果然出手不凡,状写大家族的内幕和崩溃,写人,写情,居然活灵活现,俨然那段历史复活了一般。自然啦,那也是十足的林希“津味”,只不过要再说下去活就多了,还是就此打住吧。

1997年 5月2 日

观者二校
2008年 6月23 日星期一
19: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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