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畅销书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 戴思杰 (Balzac and the Little Chinese Seamstress)白金收藏版

英文名: Balzac and the Little Chinese Seamstress

版本: 白金收藏版

发行时间: 2002年03月

地区: 德国

语言: 德语

简介: 

德语名称：Balzac und die kleine chinesische Schneiderin

中国作家轰动法国文坛的惊艳处女作，畅销突破五十万册！并已被译成30种语文版本！改编拍成电影，由周迅、陈坤、刘烨主演，入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一本洋溢著青春、热情与希望的动人爱情故事！

『一部完美之作！作者以精细巧妙的书写手法，为我们呈现一个掩藏在动荡时代底下的真实样貌。』──【芝加哥论坛报】

『作者以动人的说故事技巧，说出了一段在中国那个禁忌时代下的爱情，也为世界文坛琢磨出一颗珍贵的钻石。』──英国【观察家日报】

『如果《巴尔札克与中国小裁缝》不能成为畅销书的话，那我的节目实在没有任何用处可言了！』─【法国知名读书节目主持人毕佛】

多年以后，这一幕依然深深刻印在我脑海里。时间的背景是我们下放劳改的年代，这景象却历历在目，清晰可辨：路的两侧都是极深的悬崖。他背上的竹篓子，脏脏的，不过很结实，看来一点也不起眼，里头藏著一本巴尔札克的《高老头》；他正要去念给小裁缝听，那时她还只是个山里头的小姑娘，甚美但没有文化。

整个九月，在我们偷书成功之后，外面的世界就把我们给迷惑、佔领甚至征服了，我们尤其沉醉在关於女人、关於爱情、关於性爱的神祕世界里……

擅长说故事的罗明和会拉小提琴的马剑铃，在这个困著他们的村落里遇见了青春洋溢、美丽却没有文化的小裁缝女。年轻而满腹理想的两人都深深为她著迷，艰难的生活顿时出现了快乐的泉源，而小裁缝也从他们偷看的禁书──巴尔札克小说集中窥见了开启心灵的曙光……

本书是旅法中国作家戴思杰的第一部小说，全书洋溢著青春、热情、希望与生命力，在作者真诚的娓娓诉说下，一段永难抹灭的记忆，就此挥洒出令人动容的精采戏码。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知青罗明和马剑铃是一对好友，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两人不得不上山下乡来到湘西某小山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乡下贫乏的生活令年少气盛的二人感到厌倦，整日自寻乐趣。正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被称为“人民公敌”的四眼先生，并得知他偷偷收藏了大批禁书，包括福拜楼、托尔斯泰，两果及巴尔扎克等人的名作。两个人对巴尔扎克的作品非常着迷，经常偷看放在箱子中的小说。与此同时，他们与村子里裁缝的女儿小裁缝相遇，美丽可人、活泼开朗的小裁缝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气息光亮，两人开始同时追求小裁缝，并企图用那些欧洲文学大师的作品打动小裁缝的芳心。小裁缝慢慢和他们一样爱上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因为他的书展现了女性的独立气质与精神，令小裁缝幻想中的世界豁然开朗。于是，小裁缝却告诉二人，她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类型：法语文学/ 爱情小说
价格：CD: 24.95 欧元 / pocket book : 17,90 欧元
出版：CD: Steinbach Sprechende Bücher / pocket book: Piper
作者：戴思杰 Dai Sijie
朗读：Edgar M. Böhlke
推荐指数：

作者自序
我的这本小书，竟然在中国交上了好运。优秀的老翻译家、有傅雷传人之称的罗新璋教授将此书推荐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遇上编辑韩敬群先生的热心支持，然后，由余先生翻译（我惟恐才力有限，辜负了他的文笔。数年来，本人一直是《世界文学》的忠实读者，余先生翻译的作品必读），于是，这本一个中国人用洋人的语言写的小说，又像变戏法似的，成了一本中文书。我有点身在梦中的感觉，飘飘然的，好似穷人衣锦还乡了似的。我有一个朋友，俄裔，美国籍，很不错的作家，他说他虽然深恶痛绝旅游，却不断地去外国旅行，全为了体验一下过海关出示美国护照时的骄傲心情。我自从有了在北京出书的好事以后，每次过关，拿出中国护照的一瞬间，也觉得得意洋洋的，竟不亚于洋人。

写这本书的作者，比此时写序的作者年轻四岁，到法国已经十五年有余。当时身边的中国老朋友们皆入了法籍，买了房，开着车，过着平稳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出国旅行不用签证，“指哪里就打哪里”。我羡慕之余，不禁自问是否也摇身一变，入乡随俗，当洋人吧。我当时想，试一试，如果可以用法文写小说并发表，那就入法籍吧。由于是初试牛刀，用的语言又不是自己的母语，所以决定选一段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经历来做素村，讲一个自己最熟悉的故事。这有点像老祖宗的“扬已之长，避已之短”。

伏案数月，惟一的感受是写小说过瘾，比写剧本愉快多了。在这之前，我曾用法文写过一些电影剧本，主要是为自己的片子写，也给一些法国导演、日本导演写过，但从来没有体会到写小说时的随心所欲。（也许是因为那些故事离自己的经历稍远？或是写剧本时总免不了要去算计黑洞洞的大厅时放映时的观众心理？或是电影工业和经济的压力？）

小说写完之后，就寄到六个规模不一的法国出版社，大中小各选了二家，都是以前工作时就认识，当过交道，曾经希望我把他们某一本了不起的杰作做成电影。手稿寄出好几个星期后被退回了。六封客气的拒绝信。法文的一个特点是可以把难堪的事说得娓娓动听。我的一个朋友的居留证到期了，收到警察局令人魂飞魄散的勒令出境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先生在某日之前离开法国国土。

几个月过去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不少朋友来到我在巴黎蒙巴纳新的小屋里喝酒，吃四川火锅。巴黎惟一的妙处，就是常常和来自各国的流浪艺术家们瞎闹，穷欢乐，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知青生活。半夜以后，大家都喝醉了，有唱歌的，有跳舞的，一个作曲家，名叫让·玛丽·塞尼亚，在我放各种手稿的架子上随意抽了一本。他看了看说：这不是居作。我说是小说，没人看得上。他看了几句，乘着酒兴，竟站在椅子上，大声地朗诵了第一章，还博得了这群乌合之众一阵狂热的掌声。塞尼亚的定语是：亲切可爱。他说他认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个人，寄去试试。人生难测，我们写的东西也各有不同的命运，起伏跌宕，变幻无穷。于是，这本手稿很偶然地走进了书店，走到了素不相识的人家的书架上。

小说创作的一半，是作者，而另一半是由读者去完成的。这说起来属于老生常谈，但其中确有一点真理。我带着这本书，就像带着自己的儿子似的，周游列国，跟当地的读者讨论。有时候，他们的想法让我吓一大跳。最近一个美国批评家说，这本书讲了一个人类最古老的故事：一个男人想改造一个女人，反而被这个女人超越。其他的，什么文学啦，巴尔扎克等等，都是幌子。我还曾遇到一个加拿大魁北克的评论家，他坚持说，这是一个同性恋故事。前不久，去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一个多古怪的名字），参加了一个当地的汉学界组织的讨论会，我的桌上竞放了一堆发黄的、蝴蝶形的银杏叶，还有一个中国的小瓷碗，里面有水，无色，水中有一些小石子，碗上面摆了一双筷子。我怔了一下，他们说碗中是盐水，我才恍然大悟：他们是在表现我的小说中的两场戏。他们解释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两个段落。（我很吃惊，我个人一直窃窃私好队长补牙一段，记得下笔写时之愉快：一件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去做的事，竟然在小说中完成了。）

现在丑媳妇要见公婆了，小裁缝终于可以和中国读者见面了。“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话是永恒真理。尤其书中所叙的禁书年代偷书的故事，恐怕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哪一个年轻人当时没有摸过一本禁书呢？一代文学青年，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对文学如此崇拜和倾倒呢。

原稿是用法文写的，我想到一个希腊裔的法国名作家的故事：他几年前回到故乡，他的母亲是一个希腊的话剧演员，会法语，演过莫里哀的戏。有一天，他母亲在厨房里做菜，他拿着录音机进去了，给母亲放了一段他在法国的一个广播电台上所做的采访录音。放了半个小时以后，母亲说，这家伙有点意思，但他什么时候才说完，什么时候才轮到你讲呢？

这是我听到过的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一个让我震动的故事，他说法语时的声音，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连自己的母亲也无法辨认出来。

但愿我用法文讲的故事，我自己的母亲还能听出她的儿子的声音。

戴思杰
2003年4月于巴黎

“巴尔扎克”对“小裁缝”的影响——余中先
第一次听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还是在2000年，法国报刊上经常提到，有一个叫戴思杰的中国人写了一本小说，叫做《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好评如潮，畅销异常，数月之内，占据了图书畅销排行榜的前列。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说的是，20世纪的70年代，作为知识青年的“我”（小说的叙述者）和阿罗上山下乡，来到偏远闭塞的四川天凤山山区插队落户。在那里我们不但认识了山里最美丽的姑娘小裁缝，还发现了一个装满了禁书的小箱子。像偷尝禁果似地偷偷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不仅改变了我和阿罗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小裁缝的命运。这个文化缺席、人性未泯时代中偷知识、偷美的历险，充满了嘲讽和幽默的精神……

中国人在法国用法语写小说并得到好评的例子，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多年前，有盛成老先生和沉大力先生的作品，后来有亚丁的《高粱红了》，程抱一的《天一言》，还有与《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山飒的《女棋手》。中国人用法语写作，写的基本上还是中国的题材，是那些作家所熟悉或经历过的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自身的生命激情。这一块，是生命留给他们的最重要的根基，从文化上说是这样，从语言上说是这样，从创作的素材上说也是这样。要写他们到法国之后的生活，他们根本无法跟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抗衡，即便要写这些东西，他们也愿意用汉语来写，写给还没有去过法国的中国人看。说白了，用那些法兰西的材料，他们根本无法糊弄法兰西人。

记得昆德拉对这个“移民作家的艺术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生命中数量相等的一大段时光对青年时代与对成年时代所具有的分量是不同的。如果说，成人时代对于生活以及对于创作都是最丰富最重要的话，那么，潜意识、记忆力、语言等一切创造的基础则在很早时就形成了。对一个医生来说，这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一个小说家，对一个作曲家来说，离开了他的想像力、他萦绕在脑际的念头、他的基本主题所赖以存在的地点，就可能导致某种割裂。他不得不调动起一切力量、一切艺术才华，把这生存环境的不利因素改造成他手中的一张王牌。”我深以为然。

王牌之一就是异国情调，而这王牌所赖以发挥作用的因素，恰恰是成人时代之前的“潜意识、记忆力、语言等一切创造的基础”。作者所熟悉的中国背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恰恰是法国读者不了解而又希望了解的。再说白了，最好的写作方法，是以作者自己所长、法国读者所短的“中国文化背景中的自身生活”，来吸引读者。

专门写给法国读者的作品，毕竟跟写给中国读者的作品有所不同，作者在写的时候，就很自觉地考虑到了他所要体现的价值观念。因为，无论如何，由于文化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民族个性等的不同，中国读者和法国读者所奉行的主流价值观是不同的。一个比较强调集体主义，追求与他人、社会以及自然的和谐，另一个比较强调个人主义，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因此，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肯定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着，如何适合读者的口味。

对《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作者戴思杰来说，他的对象是不太熟悉中国、文化革命、上山下乡的法国读者，于是，他需要在小说中特别考虑到，给法国读者以一种带着异国情调的文化背景。《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中的“小裁缝”所代表的是中国的乡土文化，她最终被“巴尔扎克”所代表的法兰西文化诱惑，在很大程度上也满足了法国读者的虚荣心和价值观，这恰恰也是作品在法国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我预计，这一点，在当前中国比较开放的文化背景中，可能也会促成作品（同一题材的电影已经先于小说译本在中国拍摄，由周迅、刘烨、陈坤等当红的年轻演员主演）在中国的成功。因为，“小裁缝”和“巴尔扎克”所代表的两种文化价值如何融合、如何交流的问题，已经在中国提了出来。

在《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条价值趋向的链条：小裁缝（老裁缝、村长）——阿罗和我（我的小提琴，阿罗的闹钟，我们所讲的电影故事）——四眼和他的母亲——四眼的书（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小镇中的那个老牧师）。在作者看来，价值观念由小而大地递增，在法国读者的心中，这些人的文明程度也在由小而大地递增。说白了，这本书的主题，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知识青年的诱惑和引导，就是“巴尔扎克”对“中国小裁缝”的影响和改造。

出于同样的对“异国情调”的考虑，作者对小说中具有中国特色且并不容易为法国读者明白的因素，要做种种的解释。这样，在《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中，作者不止一次地强调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有1亿人，还花费很大的篇幅解释知识青年是怎么回事，这些，在中国读者看来，完全是画蛇添足，而对法国读者来说，则是中国文化的基础课，作者只能那么写。有些术语也因此而改变了面貌。举例子说，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最常见的称呼是“同志”，小说中则写成了“先生”，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大都统称为“阶级敌人”，而不是小说中强调的“人民的敌人”。

在翻译的时候，这些改变了的东西可以适当地再变过来，或者说，还原过来，以中国读者熟悉的面貌出现，但也不能完全还原过来。这对译者是一个小小的困难，我的处理是，把最普通的说法还原成中国式的，如“先生”还原为“同志”，“人民的敌人”还原为“阶级敌人”。但在小说中，有一些特别强调的地方，如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经过锻炼可以回城的比例，小说中一再强调是“千分之三”，我知道不会那么少，至少应超过百分之十，但我就不去改动它了。因为，这些惊人的数字比例是写给法国读者的，是为了给他们一个“震惊”，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中国作家融入法语潮流——孙小宁
继同名电影获得2002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并获得广泛的世界影响之后，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简体中文版将于近期翻译出版，这是记者日前从十月文艺出版社获得的消息。

据悉，这部由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出版社Gallimard于2000年出版的法文小说在法国几乎是一夜成名，畅销的同时还先后5次获奖，版权也迅速售到20多个国家，其中英文版由著名的Knopf出版社出版，已销售到30万册。作者戴思杰是一位旅居法国15年的华人作家，该书是他第一次尝试用法语创作的、以母国文化背景为题材的小说。而它经由著名翻译家余中先之手译成中文，很有些出口转内销的意味。而在熟悉法国文坛的余中先看来，中国人用法文创作而且获得成功，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态势。

余中先举例说，许多年前，有盛成老先生和沉大力先生的作品，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又有亚丁的《高粱红了》，前几年有程抱一的《天一言》，还有与《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山飒的《女棋手》。程抱一2002年还入选为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成为了法国人所谓的“不朽者”。他的《天一言》获得了法国1998年的费米娜奖。山飒女士的《女棋手》获得的则是2001年的中学生龚古尔奖。

不同国家的作家放弃母语改用法语写作，差不多已经成为20世纪文学的一股潮流，有来自法国方面的调查显示，以《等待戈多》而开创了荒诞派戏剧的爱尔兰人萨缪尔·贝克特；写了剧本《乒乓》的亚美尼亚人亚瑟·阿达莫夫；把《犀牛》搬上舞台的罗马尼亚人尤金·尤奈斯库；与肉欲搏斗了一生的天主教徒、美国人朱利安·格林以及活跃于巴黎文坛的赫克托·比昂乔第、埃杜阿尔多·马奈、安德烈·马金等人，还有众所周知的米兰·昆德拉等，都是这股文学潮流的推动者。

据余中先分析，中国人用法语写作所获得的成功，基本上还是题材优势。“要写他们到法国之后的生活，他们根本无法跟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抗衡。程抱一的《天一言》通过一个曲折的、充满悲伤情调的爱情故事和成长故事，尤其是天一和玉梅、浩郎之间发生的那段催人泪下的爱情与友情的故事，描画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追述了主人公对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双重探索过程。山飒女士的《女棋手》以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为背景，同时对神秘的围棋艺术做了一种充满着‘游戏精神’的探索。而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则描写了几个知识青年在四川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自觉地接受了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西方经典文学的再教育，写出了‘文革’中青少年的‘文化饥渴’和对知识、自由的向往。”

余中先认为，异国情调是中国作家法语写作的利器。因为喜欢猎奇的外国人经常能读出令作者本人吓一大跳的微言大义。比如一个美国批评家说，这本书讲了一个人类最古老的故事：一个男人想改造一个女人，反而被这个女人超越。由于文化的差异与隔膜，小说所叙禁书年代偷书的故事，他们不会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但是《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中“小裁缝”所代表的中国乡土文化，最终被“巴尔扎克”所代表的法兰西文化诱惑，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法国读者的虚荣心和价值观，这恰恰也是作品在法国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同时，这种东西又能被日益开放的中国读者所接受。因为，“小裁缝”和“巴尔扎克”所代表的两种文化价值如何融合、如何交流的问题，已经在中国提了出来。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失真
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戴思杰著余中先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版)的作者序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希腊裔的法国作家，为母亲放一段他在法国电台的采访录音，母亲懂法语，却没听出是儿子的声音，她对儿子说：这家伙有点意思，但他什么时候才说完，什么时候才轮到你呢？这件事让作者震动：当一个人用另一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竟然连自己的母亲也无法辨认，他不免担心，自己用法文写的书，能否在中国得到认可。

非常惊讶作者在国外频频得奖的一片叫好声中，竟能如此清醒。国内关于此书的好评不少，其中有电影的缘故。不过，我的一个当过知青的朋友却说“这故事太假太假了”。朋友不搞文学，不懂小说原本就是“假的”。可是，当我看完全书，感觉竟然与他有点相似。

小说的背景其实一点也不假。偷读“禁书”，是知青生活中最真实最动人的片断。中国“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层层筛选与层层打磨，留在知青集体与个人记忆中的，是一些最珍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几乎没有人不曾偷看过一本“禁书”。越是饥渴，就越是向往，越要寻觅。每年春节期间，回到城里的知青，互相交换手里的小说。这些书，虽然已经破旧，却带着北国或南国的泥土气息，带着知青们激情的手捧过的温热，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人手中。试想，一个在崇明岛严冬里赤脚挖河泥的姑娘，或一个在江西山里拖毛竹的汗流浃背的小伙子，几乎被劳累和寒冷击倒，只要想起每晚歇息的地方有一本好书在等待，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力量。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将这段尘封的往事呈现在面前，勾起我们更多更深的回忆。生活本身的真实，奠定了小说的可读性；充满乡土气息的描述，增加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我”和阿罗被下放到四川偏远闭塞的山里接受再教育，遇到一位美丽的不识字的乡村女裁缝和另一位知青的一只神秘皮箱。皮箱里珍藏着当时被禁的西方经典名著——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福楼拜等人的作品。他们乘皮箱主人调回城里之际，偷出了这箱书。此后阿罗每天冒着生命危险翻过悬崖，去为女裁缝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并发誓：“有了这些书，看我不把小裁缝变个样。她不会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山村姑娘。”于是，在中国这个偏远的山区，巴尔扎克导演了一出青春与激情的浪漫剧。抄在羊皮袄上的《于絮尔·弥罗埃》梦游的段落，促成了医生顶着风险为小裁缝做人流的善举；接受了“再教育”的小裁缝决意离开农村，到大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意味着美妙的艺术与浪漫的爱情，这两点，始终是人类文明所追求的高尚理想。

可是，读这部小说的感觉，好像在西方吃一道中国菜。明明是中国的一道桂花肉，在那里却变成了甜酸肉，还要放上几块菠萝。肉还是猪肉，只是加了合西方人的口味的调料。以作者经历为基础的中国知青故事，在法国走了样。反复出现几成唠叨的巴尔扎克的名字，无助于主题的升华，反而消解了历史的沉重感；中国人的愚昧与外国人开化的鲜明对比，也无助于作品艺术趣味的提高，反而让人感到有意迎合法国读者的心态。作者不会不知道，知青返城，造成无数乡下女子的婚姻悲剧。当然，他尽可以发挥想象，将此类故事的悲剧意味消解，虚构出浪漫而富诗意的情节。他将小裁缝的出走，归于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一个女人的美是一件无价之宝。这话与中国的“红颜薄命”恰好相反。在那个身边要是没有粮票连饭也吃不上的年代，一个没有粮票的乡下女子，如何进得了城，如何生活下去？这样的虚构着实可疑。其实，小裁缝的出走，与其说是被巴尔扎克启蒙，不如说是她在两个爱她的知青之间难以抉择。遗憾的是，过于迎合法国读者，在中国读者眼里反而失了真。

一个作家是否应该考虑读者的需求？当然应该。如果没有读者，作家没有存在的意义，除非是那些写给自己看，娱乐自己的作品。但这与“迎合”是两回事。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站在一个制高点表现人性。当年巴尔扎克写作，如果刻意迎合法国读者，他的书不会赢得世界的认同，不会在中国广泛流传。正是他站在人类的高度，才赢得如此声誉。

这样说，可能对作者有些不公正。也许作者并非刻意迎合法国读者，只是因为他在法国生活多年，受到法国文化和法国人口味的影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长期生活在法国的戴思杰，虽然护照还是中国护照，但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橘”了。一旦成为“枳”，则像字典上介绍的那样，成为一种“耐寒的落叶橘树，果实小有芳香，很酸，广泛被栽种作为观赏叶或作为绿篱……”不过，用法文叙述中国故事，像“枳”那样，还是有审美价值的。中文小说极难走出国门，外国人起码能从这本法文小说中读到中国的政治中国的风土人情。只是，那些最令西方读者满足的片断，可能正是失真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我不懂法语，但是中文译作中出现“好几年时间以来”这样的句子，怎么看怎么不舒服。我知道，翻译是件非常艰难的事，稍一急躁，就会留下遗憾。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天涯(深圳) 发表于：2006-7-30 16:54:14
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导演是旅居法国的华人，演员是青一色的中国人，讲的是中国的故事，说的还是四川话，但是由于投资方是法国费尔姆公司，因此作为法国电影参展2002年戛纳电影节。从个人情感上，我更愿意把它视为中国电影。
　　　　
片名让人充满好奇：法国文豪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导演戴思杰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84年去法国攻读艺术史和电影，后来拍了几部法国电影，再后来根据自己的知青经历写了一本法文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很快成为畅销书。电影根据小说改编，在中国张家界拍摄。
　　　　
男主角是刘烨和陈坤，饰演下乡知青，女主角是周迅，饰演小裁缝。下乡知青与乡下姑娘的爱情在知青小说中比比皆是，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知青GG回城，忍痛抛弃乡下MM，甚至他们的孩子。但是这个电影的结局却与众不同，乡下MM居然抛弃知青GG，一个人进城去了。究其原因，罪魁祸首竟是早已作古的法国老先生巴尔扎克，是不是很奇怪？影片的魅力正在于此，出人意料的结局折射出的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知识改变命运的力量。
　　　　
影片完全没有多数文革题材的伤痕情调，相反充满了青春的激情与活力，这点与《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些相似。但是它比后者更有深度，不仅仅有青春期的躁动，更有对知识对爱情对美的追求。知青马剑铃和罗明被下放到穷山僻壤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时爱上了山村里那个青春洋溢的小裁缝。他们从另一个知青那里偷来了一箱禁书（外国小说），并且念给小裁缝听，这成为他们艰难生活中的精神家园。知青罗明曾经高呼“我要用这些书改变小裁缝。她再不会是一名无知的山地人”，结果小裁缝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窥见了开启心灵的曙光，爱上了巴尔札克的世界，她毅然走出山村，改变自己的命运。
　　　　
片中有不少善意的笑料，比如知青们为了讨好村长，将莫扎特的奏鸣曲改名为《莫扎特想念毛主席》，比如知青们给村里人讲电影，带领村民一起高呼巴尔扎克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等，非常逗。不过有一点不足的是，除了陈坤说的是标准的四川话，其它人都不伦不类，尤其是刘烨，说的不知是哪国方言

也谈《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王周生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意味着美妙的艺术与浪漫的爱情，这两点，始终是人类文明所追求的高尚理想。

可是，读这部小说的感觉，好像在西方吃一道中国菜。明明是中国的桂花肉，在那里却变成了甜酸肉，还要放上几块菠萝。肉还是猪肉，只是加了合西方人的口味的调料。

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戴思杰著余中先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版）的作者序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希腊裔的法国作家，为母亲放一段他在法国电台的采访录音，母亲懂法语，却没听出是儿子的声音，她对儿子说：这家伙有点意思，但他什么时候才说完，什么时候才轮到你呢？这件事让作者震动：当一个人用另一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竟然连自己的母亲也无法辨认，他不免担心，自己用法文写的书，能否在中国得到认可。

非常惊讶作者在国外频频得奖的一片叫好声中，竟能如此清醒。国内关于此书的好评不少，其中有电影的缘故。不过，我的一个当过知青的朋友却说“这故事太假太假了”。朋友不搞文学，不懂小说原本就是“假的”。可是，当我看完全书，感觉竟然与他有点相似。

小说的背景其实一点也不假。偷读“禁书”，是知青生活中最真实最动人的片断。中国“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层层筛选与层层打磨，留在知青集体与个人记忆中的，是一些最珍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几乎没有人不曾偷看过一本“禁书”。越是饥渴，就越是向往，越要寻觅。每年春节期间，回到城里的知青，互相交换手里的小说。这些书，虽然已经破旧，却带着北国或南国的泥土气息，带着知青们激情的手捧过的温热，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人手中。试想，一个在崇明岛严冬里赤脚挖河泥的姑娘，或一个在江西山里拖毛竹的汗流浃背的小伙子，几乎被劳累和寒冷击倒，只要想起每晚歇息的地方有一本好书在等待，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力量。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将这段尘封的往事呈现在面前，勾起我们更多更深的回忆。生活本身的真实，奠定了小说的可读性；充满乡土气息的描述，增加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我”和阿罗被下放到四川偏远闭塞的山里接受再教育，遇到一位美丽的不识字的乡村女裁缝和另一位知青的一只神秘皮箱。皮箱里珍藏着当时被禁的西方经典名著——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福楼拜等人的作品。他们乘皮箱主人调回城里之际，偷出了这箱书。此后阿罗每天冒着生命危险翻过悬崖，去为女裁缝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并发誓：“有了这些书，看我不把小裁缝变个样。她不会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山村姑娘。”于是，在中国这个偏远的山区，巴尔扎克导演了一出青春与激情的浪漫剧。抄在羊皮袄上的《于絮尔·弥罗埃》梦游的段落，促成了医生顶着风险为小裁缝做人流的善举；接受了“再教育”的小裁缝决意离开农村，到大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意味着美妙的艺术与浪漫的爱情，这两点，始终是人类文明所追求的高尚理想。

可是，读这部小说的感觉，好像在西方吃一道中国菜。明明是中国的一道桂花肉，在那里却变成了甜酸肉，还要放上几块菠萝。肉还是猪肉，只是加了合西方人的口味的调料。以作者经历为基础的中国知青故事，在法国走了样。反复出现几成唠叨的巴尔扎克的名字，无助于主题的升华，反而消解了历史的沉重感；中国人的愚昧与外国人开化的鲜明对比，也无助于作品艺术趣味的提高，反而让人感到有意迎合法国读者的心态。作者不会不知道，知青返城，造成无数乡下女子的婚姻悲剧。当然，他尽可以发挥想象，将此类故事的悲剧意味消解，虚构出浪漫而富诗意的情节。他将小裁缝的出走，归于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一个女人的美是一件无价之宝。这话与中国的“红颜薄命”恰好相反。在那个身边要是没有粮票连饭也吃不上的年代，一个没有粮票的乡下女子，如何进得了城，如何生活下去？这样的虚构着实可疑。其实，小裁缝的出走，与其说是被巴尔扎克启蒙，不如说是她在两个爱她的知青之间难以抉择。遗憾的是，过于迎合法国读者，在中国读者眼里反而失了真。

一个作家是否应该考虑读者的需求？当然应该。如果没有读者，作家没有存在的意义，除非是那些写给自己看，娱乐自己的作品。但这与“迎合”是两回事。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站在一个制高点表现人性。当年巴尔扎克写作，如果刻意迎合法国读者，他的书不会赢得世界的认同，不会在中国广泛流传。正是他站在人类的高度，才赢得如此声誉。

这样说，可能对作者有些不公正。也许作者并非刻意迎合法国读者，只是因为他在法国生活多年，受到法国文化和法国人口味的影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长期生活在法国的戴思杰，虽然护照还是中国护照，但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橘”了。一旦成为“枳”，则像字典上介绍的那样，成为一种“耐寒的落叶橘树，果实小有芳香，很酸，广泛被栽种作为观赏叶或作为绿篱……”不过，用法文叙述中国故事，像“枳”那样，还是有审美价值的。中文小说极难走出国门，外国人起码能从这本法文小说中读到中国的政治中国的风土人情。只是，那些最令西方读者满足的片断，可能正是失真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我不懂法语，但是中文译作中出现“好几年时间以来”这样的句子，怎么看怎么不舒服。我知道，翻译是件非常艰难的事，稍一急躁，就会留下遗憾。

作者小档案：

戴思杰，旅法华人作家、电影导演，现居法国。1954年于中国福建出生，1971至1974年作为知青在四川省插队落户再接受「教育」，后考入南开大学学习艺术。直到1984年，他获取奖学金往法国进修。他入读法国电影学院(The French Film School)，第一部执导的短片在中国拍摄，其后执导"China, My Sorrow"，该电影于1989年在Jean Vigo Award中获奖，其他作品包括"Mr. Muo's Travelling Couch"及"Le Manguerdelune"。电影《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是改编自他第一本撰写的自传式小说。该小说非常畅销，成为2000年冬季最畅销小说，单是在法国已卖出二十五万本，并赢得多个奖项。该小说已有25种语言译本。中文除外，戴思杰下一部作品是由Lise Fayolle监制的"The Botanist's Daughters"，这是一个关于两个女性的故事，于2003年夏天在越南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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