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松山战役笔记 余戈 影印版

概述：

读了这部书，你才会了解，人，可能疯狂到何种地步，也可能英勇到何种程度。

你可以说，这部书填补了后人对这段历史认知的空白。

你还可以说，这将是一部一上架就会获得战史类模范文本地位的作品。

你更可以什么都不说。在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你走到屋角的某处，坐下来，静静地翻开它，然后，开始读吧。

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役。松山战役（包括密支那、腾冲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

当时参战的官兵们，虽然对抗战的最终胜利抱有信心，但是看到日军如此疯狂地顽抗，都不敢相信自己能看到胜利那一天的到来。很多人的想法是，拼光自己这一代人，杀死全部日本男人，也许中国才能熬到胜利那一天！

——余戈

余戈写的这本书，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这是历史的态度。

（本书）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详实、真切、细致、可感，有具体日期、具体人物、具体地点、具体景象、具体过程，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闻到硝烟，如听到枪声炮声，如见到怒江滔滔翻滚的浊浪，和对岸高崖上日军碉堡黑洞洞的枪眼。

——朱增泉（中将）

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

《1944：松山战役笔记》像一块厚厚的板砖朝我劈面拍来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的质量和沉重，也让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鸟气：总算在期待了如此多年之后，看到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的作品。

即使如我这种以读战史为己任的读者，也很少读过如此这般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烧焦的皮肉、滚烫的弹壳和刺鼻的硝烟味的作品，以致我至今闭上眼睛，都能马上想象出那片寂静的战场下，被太多的鲜血浸泡过的钢铁和铜的腥气以及暗红色的泥土！

——乔良（空军少将）

笔者是一家军队杂志的编辑，关注和研究抗战史是几年来的业余爱好。像我这样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男性，从小就被“打鬼子”的老电影所熏染，心灵深处早就埋下了一种“抗战情结”。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近一百年里，屡遭列强蹂躏的中国人，第一次打败了欺侮我们最狠的一个外国，抗战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民族和每个个体，都有一种精神拯救的意义。”

最初，我的兴趣是收藏抗战主题的军品，特别是日军投降后遗留在国内的玩意儿。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广义上的战利品。对军人而言，有什么能比把玩战利品更能表达胜利者的愉悦与自豪呢？既然出生太晚没能为抗战效力，那么就以收藏研究的方式来感受先辈创造的历史荣光吧。七八年之后，我收藏的战利品就摆了满满一屋子，成了一间家庭抗战陈列室，藏品中还有一两件够得上一级文物的东西，比如南京大屠杀主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所写的一幅中堂，内容为“踊跃破南京城”；而据此所写的数十篇文章，也时时见诸报刊与网络，并引来一些电视媒体朋友登门来做节目。

唐人杜牧有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我以为，杜牧在磨洗、把玩折戟的一刻与我是同道，我们都是在“磨洗”而“认”中品味历史的沧桑。因为手里的物品直接浸染着历史的烟火和血迹，其感触来得直观、细腻而强烈。

由“藏品”进而追求“藏识”，我又踏访了不少抗战遗址遗存。从平型关、黄土岭、东团堡、台儿庄、昆仑关、淞沪、衡阳、长沙，直到滇西的松山、龙陵、腾冲。起初，我以为经过几十载岁月，那种置身现场的历史感怀早已被前行者“打捞”干净了，我这个晚来者顶多是印证一下别人的心情，就像初到一个旅游点被导游员按套路化的导游词“忽悠”一样。然而，还真不是如此。有心者与无心者不一样，有准备者与无准备者不一样，来的人和来的人也就不一样。

我看到不少新鲜的东西。在松山，这种感觉来得尤其强烈。

公元2004年9月15日的晚饭，我是在龙陵县腊勐乡腊勐村吃的。听说县里的领导陪着北京的记者来访，五十多岁的老村长从村委会后院捉了两只乌骨鸡宰了，与土豆一起炖了一搪瓷脸盆端了上来。酒是当地产的烈性烧酒，话题自然是60年前的那场战争。昏黄的白炽灯下人影朦胧，一扭头就看见墙角散陈着近些年村民在山里劳作时挖出来的锈迹斑斑的各式炮弹。而我们吃饭的这间屋子，就是当年第8军军长何绍周的前进指挥所。

酒话均过三巡之后，老村长捧着一杯酒踉跄着绕过矮桌要来敬我们。我们赶紧站起身迎上去，尚未听清楚他方言浓重的祝词，就见他一扬脖干掉了满满一玻璃杯！我们也忙晕乎着把酒灌了下去。这时就见老头忽地一下直挺挺地往后倒去，幸亏身边的人扶得及时，他才没有重重地砸在地上。

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明白老头何以那样激动。是为了几个北京人居然知道自己的偏僻小村曾经发生过那样的大事而感动吗？但以他的年纪，60年前可能还没出生，那些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是当时我们所谈论的话题血腥气太重，在烧酒所氤氲的神秘气场里，在那一刻制造了类似战场的幻觉，而我们都像当年的远征军老兵一样产生了莫名的亢奋和冲动。松山一带的村民常说黄昏阴雨天能听到山谷里有喊杀声和枪炮声回荡，那些聚拢在这个山洼的七千多英魂就不会给我们这些千里迢迢来探望的人某种感应吗？何况傍晚时分我们才用同样的烧酒祭奠过埋在不远处山坡上的第103师的老兵们！

回到北京很久，这个晚上的情景都萦绕在脑海里，要为松山战役写一本书的念头也就萌生了。某一夜，灯下翻看品野实的《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行跃入眼帘的文字更是刺激得我无法安宁。他写道：“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一直在反复整理拉孟战史……天长日久，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他们的面容，可片刻之后又倏然消失，只有一群敌人围在我的面前，向我喷射出无数的光和热，我被燃烧了！当我感到夜色已深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要写的不是已经写完了吗？”

我从中体味到这个拉孟守备队补充兵的真实心境——尽管他在书中不断反思着战争的罪恶与灾难，但是他对战争责任的归因和批评锋芒，仅仅指向所谓军队高层将校和“无谋”的参谋；而对那些在第一线犯下了无数战争罪行的下层官兵、他那些未曾谋面的“战友”，则寄予了无限理解和同情，他无法忍受他们被埋没荒草。这正是品野实从每日新闻社退休后，将后半生全部精力投入此事的情感支撑点。后来，他作品书名中“异国的鬼”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日本公众关于历史记忆的一个特定的流行词语，其语义更多的是对惨败战事的幽怨，而非对战争责任的反思。但是，他关于“真实的战况，只有听老兵们的讲述才能知道”的感慨，我则牢牢记在了心里。我就想，好吧，你是写完了，现在该轮到抗战老兵后人、现役中国军队记者余戈来还愿了。我眼前浮现的，则是背负火焰喷射器跃出战壕向鬼子们喷出无数光和热的那些远征军的士兵们。

因为公务繁忙，写作的过程拖得很长。此外，琢磨怎样写的问题也颇费了些时日。我没有可能亲自采访到那么多战争亲历者，在很长时间内他们被世人遗忘了，待公众刚刚对那段往事产生兴趣时，他们的生命又渐行渐远。而以战史脉络为线索进行虚构创作，既非我所长，更非我所愿。笔者一直认为，正是《三国演义》之类“经典”的熏陶，使中国人面对历史时有一种“演义化”的心理惯性，真实的经验总是被遮蔽在自慰式的阅读快感背后，“读史使人明智”的预期往往落空。于是，我将作品定位为“私家战史笔记”，想老老实实地依据历史文献和个人口述资料，以个人的考证和分析写出类似于战史实录的文本。文学评论家周政保先生在其《非虚构叙述形态》一书中，关于“报告文学”文体的操作规范性，“报告”与“文学”何为根本的论述，在我心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感到，这些年看到国内很多贴着“纪实”标签的文字，都有意无意地忽悠了读者，在“非虚构”创作领域仍然存在缺乏观念引导和文体自律等问题。我觉得，即便从最底线来讲，能写出一份能让人做资料的“报告”，也是有价值的。确定以“日记体”的结构方式，则是受益于我的同事、著有淮海战役纪实三部曲的梁粱先生的点拨，他说：松山战役不就打了九十多天吗，你先把每天发生的事情梳理出来看看。在此基础上，对那些与战争进程相关的延伸性背景，我以插入专题文章的方式做了处理。而在叙述微观战况演进中，著有《远东朝鲜战争》的作家王树增的一个创作经验，对我影响深刻。他说，他在写我志愿军某个连队进攻一个山头时，同时要知道防守这个山头的美军是哪支部队，指挥官为何人。也许，让战争双方当事人坐在一起推演昔日战事，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尽可能找到交战双方的官方战史和个人“战记”进行比对，绝对是一件有意义且有趣味的事。搞收藏的经验，让我在查寻资料方面颇有心得，只要看看我开列出的参考书目就可以知道，它们摞起来约有两米高。到这时候，你会看到交战各方对某段史实的夸大或缩小，看到彼此讲述的侧重点，因而你会明晰他们如此讲述的动机——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旁观者清”吧。如果能做到这样，尽管面对的是60年前的旧事，你仍然会觉得自己反倒比当事人还明白其原委，能订正其某些有意无意的笔误和口误，历史的某个小秘密居然被你一个后来人洞悉了，这是多么爽的体验啊！

当然，我所说的是一种理想境界。对于历史，我们所知道的永远比发生过的要少，何况还在流传过程中存在那么多的遮蔽、过滤与矫饰，能无限趋近于客观真实，就相当不容易了。在这里，我还真不怕别人说我搞得过细，因为对于习惯于在“定性”后“概而言之”的国人来讲，也许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注重细节、不厌其烦的“琐碎”，而我一直感到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种“微观战史”。

内容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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