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 潘知常 扫描版

概述: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变动就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倒是因为生产力的致命重创而引起的社会变动几乎触目皆是。假如说西方侧置从个体情思需要的角度去力求理想人格的实现，追求的是美的个体价值；那么中国则是侧重从整体情感需要曲角度去力求理想人格的实现，追求的是美的历史价值。最为典型的自然是“孔颜人格”。冰冷刺骨的理性，纯洁无瑕的美德，“安邦定国”的责任感，“为仁由已”的使命感， “天不予我”的负罪感，都一股脑儿地沉淀下来，渗透、融贯在血肉之中。“一革食，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用”。甚至“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汪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摄海而不能惊”。然而这种理想人格同时又是压抑感性、压抑情欲、压抑个体自由的结果。看不到汪洋恣肆的心灵骚乱，看不到摄人心肺的灵魂颤栗，看不到喷薄放出的生命岩浆。总而言之，在“孔颜人格”的尽头是感性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泯灭。
　　又如“失爱自虐”。爱情失去之后，伴之而来的每每是自怨自艾地自我虐待，这在中国也成为一种原型意象。在失去爱情之后不是飞速成长、拼死力争甚至残酷报复，而是退避三舍，闭门思过，自我虐待，自我报复甚至自我毁灭。它与西方从希腊神话直到《奥赛罗》、《呼啸山庄》等作品中一线贯穿的失去爱情之后的不可遏止的仇恨和疯狂凶残的报复形成泾渭分明的对比。之所以如此，显然与中国深层美感心态中个性、自我的先天萎缩息息相关。
　　十年动乱后，中国入既没有像印度入那样走向虚无，彻底否定生命，也没有伤西方人那样以深刻的悲剧精神与厄运对峙，甚至在对厄运的抗击中去 “笑一切悲剧”(尼采语)，而是又一次出人意料地转而以更大的热情去肯定生活、投身生活。在这热情之中，无疑蕴含着中国深层美感心态中从不舍弃或者否定生命的恢宏气度和胸坏。然而，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仍然未能触及那个一直被淡漠了的问题——死亡意识。探索的触角在触及生命悲剧的一瞬间，就仍旧从对生命的反思转向对生命的玩味，从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回归到对人的肉体存在的伦理思考。这实在是可悲的。在经历了一场巨大劫难之后，我们对深层美感心态的认识，为什么就不能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这真是一种罪恶的平庸。
　　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大部分小说都明显地显示出广种回归的态势：一种向着生命、向着生存的逃避。一种自我萎缩，是一种生命之流的“向内转’。唉，从春天到春天，多么美妙的思想圆圈。它说明在作者心中，以、似乎还根本没有—个冬天的概念、死亡的概念。他们不愿没想在冬天很多东西都会死的，而死去的，则永远不会复活。在巨大的碰撞之下，我们从来就缺乏在连续的愈演愈烈的冲突中正视一切并不惜直到末日审判的心理准备，最为经常而又见惯不惊的是寻求新的桃花源和停泊港湾，寻求安定、和谐、恬静之类的快乐。
　　在伤痕文学对种种荒诞和扭曲的生活的描写中，你不仅感受不到存在主义文学式的“厌恶”和“恶心”，卡夫卡式的荒诞和冷漠，《百年孤独》式的阴暗和无序，而且会因此更加热爱人生，甚至会希望自己也经一番那样的风雨，获得一些日常生活中难以得到的真情、挚爱和美。是什么使你产生这种心理呢？不正是我们民族中那种特有的对生命的审美评价吗?不管你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怎样的磨难，你都应该按照冯骥才的一篇小说题目那样去做：感谢生活！在这里，本书不能不为我们民族的旺盛生命力而悲歌了。尤为令人感叹的是，即使是上述那样一种人生体验竟然也未能成风气，反而很快便由沉重的痛苦转向抑郁的感伤，由灵魂的回归转向肉体的感受，由内在思维转向外在的感官。
　　然而，随着中华民族日益定向现代社会和工业文化，当代中国文学、中国艺术却不可能重返家园了。因为这一精神家园——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已经历史性地失落了。所谓“失落”，指的是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的精神需要了。这当然是一种悲壮的失落。在现代化社会里，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显得那样脆弱、那样病态、那样老态龙钟、不堪一击。它已经不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了。“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但现在已经心不能“安”，因此也就寻觅不到安身立命的“归处”了。我们不能不充满稠依地徘徊在返回精神家园的歧路口。　　
　　正像荣格指出的，现代社会“甚至于已经把现代人内心生活的避难所摧毁了。昔日是避风港的地方，如今已成为恐怖之乡。”此情此景，带给最先体味到这一点的人的往往是一幕惨剧。这方面，王国维或许是个典型的例证。长期以来他的投湖自尽一直遭人非议甚至白眼。其实在本书看来，在我们这样一个极度珍惜生存的国度中，王国维倒实在是一个少有的认真的思想家。中国美感心态的“可爱而不可信”，西方美感心态的“可信而不可爱”，他统统意会到并为之痛心疾首。然而重建中国人的梦想又何其艰难。这一切使得王国维不能不陷入一种无可避免的痛苦、折磨和反复的失望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之死，其实不失为一种经过主体认真选择了的颇具意义的抗争。
　　与中国恰成对比的是，在西方那里不是情感而是理解因素充分凸出，不是图象再现表象而是符号性再现表象的充分凸出。在理解因素和符号性再现表象的推动下，西方的想象中充满着再现物象的几何秩序和空间关系的自信。莎士比亚、歌德、艾略特、卡夫卡的充满宇宙悲哀、人类末日、弑父娶母、杀夫弃子的故事的作品，罗丹、戈雅、列宾、凡商、毕加索的充满绝望、挣扎、恐怖和流血的作品，还有莫扎特狂飙般的节奏，贝多芬雄狮似的旋律，舒伯特的哀诉，柴可夫斯基的阴郁，肖邦在钢琴上奏出的“世界痛苦”，瓦格纳的歌剧所表现出的酒神精神，还有西方现代艺术中的爵士乐、立体画、荒诞戏、垃圾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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