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陶菊隐)扫描版 陶菊隐

作者: 陶菊隐

图书分类: 人文社科

资源格式: PDF

版本: 扫描版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书号: 2074-375

发行时间: 1957年

地区: 大陆

语言: 简体中文

简介: 

作者以客观主义和叙事再生两种手法相结合，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一直写到1928年张作霖将军离京出关，洋洋洒洒140万余言，人物众多，事件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文笔优美，就像一部史诗一样，全景式地再现了北洋政府这个统治集团由盛而衰的全部过程。尽管命名为史话，但却不失公允，陶先生利用自己三十年的报人生涯，积累了当时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历史资料。大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资料有限，所以陶先生的这本名著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就读长沙明德中学。民国元年（1912年）一度担任长沙《女权日报》编辑，次年起为上海《时报》“余兴”栏撰稿，同时还为上海各大报撰写地方通讯。民国5年（1916年）一度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不久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民国7年（1918年）参加《湖南日报》编辑工作。民国8年（1919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民国9年（1920年）受聘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民国16年（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民国17年（1928年）起，担任《新闻报》旅行记者、战地记者，驻汉口特派记者。民国23年（1934年）赴南京与许彦飞合办《华报》，同时为《新闻报》撰写专栏文章。民国25年（1936年）移居上海，参加《新闻报》编辑工作，还担任《晓报》主编和严独鹤主持的《新闻夜报》助编。民国30年（1941年）后退出《新闻报》，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著有《菊隐丛谈》、《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北泮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陶菊隐，民国大记者，那时候，姓陶的去饭店订座，说“陶菊隐的陶”，别人一听就明白。作为上海《新闻报》的战地记者，他对北伐战争时期新闻迅速、准确的报道和对社会局势深入的述评分析，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因而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南陶北张”。
　　可是解放后，知道他的人就很少很少了，陶先生晚年对自己的孩子说：“知道戏剧家焦菊隐先生的人很多，有人就问我了，您是不是搞戏剧的，现在没有人知道我了。”
　　陶菊隐不是真的被遗忘了，尽管终其一生他也未能回复自己当年的荣光。他一辈子最看重的著作，洋洋130万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在文革结束后由北京三联书店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再版，却没得到来自学术界的任何回应，报纸上也没有任何评论，当时已经年逾八十的他只能让自己的小儿子陶端经常去书店看，看书卖得好不好。如今也已年过六旬的陶端回忆起来很感慨：“我父亲是盼着有人对他的著作有些反馈，哪怕批评也好，仅此而已，但是都没有，可怜得很！时代变了，80年代的时候，经商潮，出国潮，有几个人来关注他这个书？”陶菊隐先生永远没法知道的是，几十年来，已经有无数作者引用或直接抄袭了他这本书，甚至包括教科书，但可惜几乎没有一个负责的学者注明是引用于他。
　　一直到他去世17年后的今年10月，陶先生这部大作以《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为名再度出版，才有文史界学者10多人聚会北京，共同研讨了这本书，同时学者们也纪念了这位已被公认是史学家的陶先生。陶端，作为陶氏后人赶去参加了这个聚会，回来之后，他说自己很震撼，几宿都没睡好觉，因为他根本就没料想到这么多年后学界能对父亲这样一个故人有着如此高的肯定。
　　“我考大学时，父亲说你别考文科，文科这条路太难了，为什么？解放以后个人的思想一定要去适应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像我父亲这样一个旧社会过来有丰富经历的人，他的世界观要转变，很难的，但是他竟然就这么顺顺当当地走到了文革以前，没有出什么大的差次。”在陶端眼里，父亲似乎天生就有这种智慧与审度时局的能力。“即便到了文革，他还是很冷静，他的冷静，是已经经历很多风浪的人的冷静。他说不是我一个人在挨斗，而且在挨斗的人里面我还没有到家破人亡的地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不写检讨，他写《袁世凯演义》。他对我说，将来如果有机会发表，这就是给你的遗产，假如没机会发表了，你就留作纪念。”
　　陶菊隐天生就要做记者。189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他，11岁开始给报纸投稿，中学尚未读完，他就进入长沙《女权日报》当编辑。1920年他受聘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其间还为著名的《申报》、天津《大公报》撰写通讯。1928年他曾担任《新闻报》战地记者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发回大量战地消息。“我父亲做记者不是那种写得很苦的，当然他也亲身经历了枪林弹雨。他很会获取信息，那个时候记者还是相当自由的，他们可以出入各种场合，举例来说在谭延治湘的岁月里面，记者就可以参加联席会议，再比如一些政界俱乐部，记者作为一个有地位的人，是可以进去的，这种情况之下，新闻资料可多了。我父亲就和那些政界军界人士搓麻将，听到消息，马上赶回去写稿子。”
　　作为一个11岁就踏上社会的报人，陶菊隐在人情世故方面的练达更让他的记者生涯如鱼得水。“我父亲经常教育我做人的方法，他常常说，你们这些人啊，一定要学会人情世故，一定要懂烧冷灶。什么叫烧冷灶，就是柴火灭了以后你不煮饭，但还得添些柴火进灶里去，然后你煮饭的时候这把火恰到好处，就煮成一锅好饭了。这就是说你不能有事有人，无事无人。那些朋友，在你不要他们提供信息的时候，还要保持良好的关系。另外，还要讳他们讳，就是他们给你竹筒倒豆子，但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也要看时间看地点。”解放以后很多当年的采访对象都成了陶先生的朋友，比如说原来的军阀唐生智，唐生民兄弟，还有杨度的侄女，以及政协委员里很多老朋友。大家一起聊天，又丰富了陶菊隐解放以前没有能采集到的资料。而当时间和历史的潮流把那些故旧推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陶菊隐还正当年，他才60岁，他身体特别好，他的精力和记者的敏感让他觉得不吐不快，况且，写史料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他要把自己肚子里这些“旧闻”说出来。
　　“我父亲是跨越1957年到1959年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这本书的，当时他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1957年社会舆论还比较开放，但马上就反右了。反右斗争后出版社觉得这本书非常有风险，因为首先它并不是很切合当时的社会大方向，而且又是那么大的一个部件，有130多万字。于是出到第六册时出版社就不想再出了，但是父亲稿子都写完了。父亲和我说，他觉得没办法了。但是他是很要强的一个人，于是他想到给毛主席写信。这信我也没看见，但这封信是千真万确实写了的。父亲和毛泽东有一段共事的经历。1919年湖南驱张运动时期成立了一个各界联合会，我父亲是新闻记者代表，毛是教育界代表。他俩是在一次辩论之中认识的，而且都差一点被逮捕。在1957、1958年那会，毛主席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被神化，各式各样的人士给他写信还蛮多的，也不是什么大不韪的事情。信写完后，我父亲对我说，这事情解决了。后来书出齐了8本，但不得以加了很多政治标签。所以有些老朋友就跟我父亲开玩笑，说陶老，您这本书打了好多的红补丁哦。说这话的人里，就有大名鼎鼎的傅雷先生。”
　　这些红补丁，在1984年的版本中已经由陶先生亲自修订删去了很多，但依然触目可见。在这次的研讨会中，不少学者为之诟病，但是也很谅解。一方面，没有这些政治标签很浓厚的东西，这本书在当时根本没法出版；另一方面，可能有很大部分还是编辑加上去的。对此，陶端却有着自己的想法：“新版的编辑让我写了一个后记，我很理解他们想发掘我父亲深层次的东西。这一点，我说实话，没有深层次的东西。我父亲他已经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走了，要说他好像还很怀念什么，或者还很有远见，不可能。他不是顺势者昌，但他不会逆这个时代。所以我父亲他脑子里的观念，你说红补丁也好，或是他伪装也好，已经成习惯了。50年代，不这么写，他出不了书；80年代，可以把些标签的东西撕掉，但是框框还是那个框框。我觉得我不会把我父亲讲得那么超前。我确实曾经想过，在写后记的时候要把父亲稍微改造一下，就是说把他身上那个有点阶级分析的东西去掉。后来我没这么做，这套书的编辑也很明智，他们也没有去掉很多红补丁，但还是保持了原貌，我觉得这个很欣慰。因为这才是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貌。”
　　欣慰的不止是这些，陶菊隐生前最想听听别人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这个书的评价，但好评没有，恶评也没有。“父亲他听不到人家对他这本书的任何的意见。这次研讨会上，有学者说我父亲是一位悲壮的文化英雄，说这样悲壮的文化英雄在中国过去的时代里还有不少，我当时一听到，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是说我那个平易近人，幽默可亲的父亲吗？我是非常震撼的，我回来以后几宿都没睡好觉。”
　　最近，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重新出版，旧作重读，感慨良多。过去很多学者讲课、写文章，或者是编书，往往引用这部书里很多的内容，但是不加注释，也很少提陶菊隐的名字，这是一种回避。对于这部书早年出版时所受的“冷遇”，以及作为一个写作者由此而生的寂寞与苍凉感，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从1950年代开始做革命史长编，70年代又开始做民国史，都绕不过北洋时代。学者在写书、研究的过程当中，也都绕不过陶先生的这本书。陶先生所提供的这些历史的真实材料，很多的研究者都在广泛的使用，也照样还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陶先生的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历史的过程和细节。历史的过程是非常曲折复杂的，北洋时期的历史，换了那么多的内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就非常不容易。有时一页出现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名字，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阴谋阳谋互相之间斗争复杂，如果没有一个高超的史笔是很难写出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我特别看重细节，今年给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史学研究生讲课的题目就叫“关注历史过程和历史细节”。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个细节，往往是牵动全局的，对人的评价，对事件的评价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在这部《史话》里，细节太多了，而且细节的史料价值相当高。比如人物的出场，张学良的出场，袁世凯的出场，袁世凯和孙中山在北京的第一次见面，寒暄之间的那种机锋，写得非常好。它给人有血有肉的文字描述。现在好些传记文字谈到杨度，很多事情的资料来源其实都来自于《史话》，比如说张宗昌杀林白水的时候，林的家人是求杨度到张宗昌那里救林白水，而杨度到了那里，张宗昌同意放人，不杀了，但是电话打过去的时候，半个小时之前林白水已经被杀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杨度和军阀之间的交往。
　　———陈铁健(社科院近代史所)
　　陶先生这一百三十余万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就是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三十三年经纬万端、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对史实陶氏极为认真，所用素材皆有所本，且大都经过自己的一番考证；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确担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曹聚仁语）之称。
　　———雷颐(社科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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