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史纲

个人经历：

　　在采访沈志华之前就已经听说了无数关于他的传奇：以前做大生意，赚过大钱，在很多教授为一点科研经费不停打报告愁眉苦脸时，他却很豪迈地自费数百万去俄罗斯买了大批大批的解禁档案；在很多教授为出席一个学术会议申请赞助时，他却花钱将大批大批的专家请到家里开研讨会，等等等等……当然，传奇的不止这些阔绰，还包括研究生答辩前十几天被抓进监狱关了两年，没学历没文凭，找不到工作在大街上卖水果这些辛酸的故事。

　　“我进过两次监狱。‘四五运动’一次，研究生毕业时因政治牵连进过一次。都是晚上10点多，突然几个人冲进来，噼哩啪啦手铐一铐就把我弄进去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这两次我都是进监狱不到半个小时就睡着了。”卒然临之而不惊，被问起监狱的事，沈志华最先聊起的就是这个片段，想来这也是他最得意的事情之一了。“谁一生不出点事，往好的想呗，监狱也有监狱的好处,清闲，没电话，没电视，谁也见不着……”在那段多少文人在监狱发疯、自杀的时期，凭着进监狱半小时就睡着的能耐，沈志华硬是在两年内完成了他的第一篇长达40万字的学术论文初稿《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

　　“大概也就写了十个月吧。还都是业余时间，因为你白天还得干活，监狱大多数时间都是集体活动，看电视都是排着队一块儿看，自己控制时间很少。但是回想起来，那两年非常充实。每天晚上狱友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聚在一起听我讲历史故事，我也乐意讲。当然啦，故事不是白听的，听故事可以，帮我做摘抄。狱警每次来巡逻就看见我们监狱里的人一个一张小卡片在抄书，问起来都说，帮沈志华在做摘抄呢！”尽管对于今后漫长的人生而言，监狱生活的两年非常短暂，但这两年对沈志华几乎是颠覆性的。如果没有那两年，已经面临研究生论文答辩的他恐怕就直接走上了一条平坦的学者道路，不会有后来的南下经商，也不会知道自己还有多大的可能性。

　　从街头小贩到成功商人

　　23岁那年，沈志华以北京市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却因为是在职工人不被录取；“那次真的很受刺激。我那时23岁，真是忠心报国呀。都是利用下班时间学习，做的习题堆那么厚一摞。不错，我是一个工人，但我想上大学有什么错呢？我又没耽误上班，我想为国家多做点贡献有什么错呀？结果我想，不弄了，我研究研究这个社会。所以我一把火把书都烧了，真的烧了，一把火，连做的习题全都烧了。后来买的都是马列恩著作，政治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的书，我就想探讨一下，这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回事儿啊，这样才走上了研究更基础更学术的历史学之路。”

　　1977年，沈志华考上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却在研究生论文答辩仅剩十几天的时候因为政治牵连进了监狱；出了监狱一无所有的沈志华从街边卖水果的小贩做起，10年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了家财百万的成功商人；接着一个回身，他又回到学术界，安安心心地拾起了学问，他的人生总是在跌跌宕宕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回忆往事，沈志华多少还是有些愤懑。“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研究生有几个啊？多不容易！眼看着前途就一片光明了。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两年后从监狱出来的他，工作、学历、自由，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不仅如此，由于档案被特殊保管，公安局无法找到，致使他连平反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刚出监狱时，最开始我还是想回学术界的，觉得人家可能还会要我，何况当时还写了论文。结果发现根本不可能，因为没有档案没法平反，我算是劳改释放，每个礼拜都要到公安局去汇报，学位也没有了。找了很久，根本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又必须养活自己，无奈之下，犹豫很久的沈志华只能做起了小生意。“很尴尬的，你想像咱们这样的人，推一小车走到大街上卖水果，什么滋味儿！在北京熟人又特别多，遇上了多不好意思。后来听说深圳刚开放，去那儿的什么人都有，我就一个人南下到了深圳。坦白说吧，赚钱这事还真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看账，哇，多了几万，再一看，又多了几万，那不是挺得意的啊，也有一种成就感。”既然这么有成就感，势头又这么猛，怎么就下得了决心收手回来做学问呢？

　　“这就看你的品性了。是，有的人有钱了，就吃喝玩乐去了。那些人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追求。咱不同，咱是有追求的人哪！你说咱赚那么多钱为啥呢？我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只要赚到一笔够我后半辈子不愁吃喝、够买档案，够坐飞机去世界各地开会的钱，我就停了。在深圳空的时间不多，有客户就得谈，有酒就得喝。但我一边做生意一边还翻译了《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怕丢掉我的英语以后再重新学就难了……40岁生日那天，我算算钱差不多够了，就下定决心不干了。慢慢地我算是回到文化界了。”

　　在沈志华眼里，无论是当初去深圳经商，还是后来回北京做学问，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早就知道究竟是要做什么。回到北京后的沈志华已经不想去什么单位了，他自己办了个研究所,又建立了一个史学基金，资助学术出版。“我本来就是个读书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够我买档案、开会、做研究就行了。”

　　倾巨额家财挖解密档案

　　现在，沈志华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的玻璃橱窗里，排满了一册册复印装订整齐的资料，这是沈志华倾其家产，自费斥资数百万元从俄美东欧等国家买回来，然后请国内语言专家一起翻译的第一手解密档案。直到现在，每逢周五下午，沪上很多退休的俄语教师依然会聚在沈志华办公室的长桌边，一起翻译档案，一起聊历史故事。沈志华毫不掩饰自己对档案的执著：“过去很多中国学者，特别是搞世界史的学者，从来不利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用我的话说就是：吃的都是别人嚼过的馍，都是转引别人的研究成果。”

　　1994年年底，沈志华自己出资请国内众多学者在深圳展开了一次关于苏联解体的讨论。“苏联解体的事情对中国震动非常大，但我始终感觉，人们仅凭自己现有的知识去理解这个问题，是不行的。因为人的知识是有缺陷的。你原来对苏联历史的了解是在什么基础上呢？在我们原来的历史教科书上；那个教科书是在苏联的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上编的，而苏联教科书上的东西都是斯大林搞的那套东西。如果你连历史上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你谈什么经验呢？”于是，会后沈志华下定决心：趁档案解密，赶紧去俄罗斯挖档案。可是，怎么做啊？谁来做啊？钱从哪里出啊？现实的问题马上堆到眼前。

　　去中国社科院申请基金，得到的答案是：批不批还不知道，光手续就得走两三年，到那时档案说不定就封了，档案的开放是稍纵即逝的机会。不愿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的沈志华当即对中国社科院的党委书记说：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立项，我出钱。咱们合作一把。就这样，1995年年中，沈志华带着一批国内中苏关系研究的学者浩浩荡荡地去俄国挖档案了。没想到，即便如此，还是已经晚了。

　　“我们到了俄罗斯人家已经在收档案了，剩下没收的，复印费也极高，印一页一个美金哪！这还是最便宜的，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价格是2.8美金一页。”除了俄罗斯，沈志华还去了次美国，因为在他们之前，美国已经从俄罗斯印走了大量的资料。

　　“现在，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个领域内的档案，连很多俄罗斯学者都倒过来找我复印档案。”虽然花费巨款，但沈志华所有的档案却是免费对国内外学者开放地。因为到他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还刻了光盘在香港科技大学。而提供给大学这些资料的全部条件就是：必须免费对学者开放。“资料就是要让人利用的，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用档案的好处，因为只有这样，学术才能发展。”

　　档案是拼图，历史是镜子

　　看过沈志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的人一定都被他精彩的演讲所折服，惊叹他怎能把历史讲得如此生动和与众不同。有人曾这样评价他的演讲：他的每一个结论后都有大量的史料支撑，没有生搬杜撰，没有枉自揣度。调侃间中苏那段历史本本色色地再现眼前。沈志华不是在讲故事，不是推销自己的主观结论，而是将一片片残碎的史实连缀起来，展现在你眼前供你思考。

　　“当然啦，档案有了不等于历史就有了，档案里捞出来的全都是碎片。玩过小孩那拼图游戏没有？本来是只大象，它给你切割成80块，噼哩啪啦给你打散了一扔，这就是档案库里那档案，你得去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你还得拼哪，你不能把那鼻子拼成尾巴了,这历史不就变样了？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看一本书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里面讲的一段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大意是说，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在寻找他所需要的档案，当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文件以后，他会很激动，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文件放进他的文章中去。这个时候他就很容易落入档案的陷阱里去。档案是需要辨别的。因为档案的内容都是档案的作者希望后人所了解的，都有当时的主观性，有当时人的目的，你要读懂它，就要比较，筛选，辨别。”

　　听沈志华这么说着，突然就很好奇地问他是不是喜欢看推理小说。他大笑：“对，我就喜欢看侦探小说。找证据很重要，但有了证据你还得找逻辑联系。咱历史好，因为第一，咱证据多，档案多。第二，咱逻辑联系好。”一生受政治牵连的沈志华虽说多次想远离政治，但却始终没能如愿。在他看来，学者追求的只能是真实，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研究得不那么深入，可以影响力不这么大。但却必须真真实实地去做。历史也是科学，假的历史就称不上科学。“我认为，历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把过程搞清楚：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真实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是提供给你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至于说怎么从历史中借鉴，怎么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其实就不该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了，那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事。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把那镜子造好，别造一哈哈镜，让您照完了模样都变了，历史学者能造一面真的镜子就功德无量了。”

　　“章百家说，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要不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要不就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喝糠吃菜他愿意。他说我，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说起好友对自己的评价，沈志华一脸得意的笑
　　
　　沈志华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1991年在北京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他学术活动（已经资助出版史学专著70余部），一方面继续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的研究。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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