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科学–伯特 兰·罗素 (Religion and Science)[MP3]

英文名: Religion and Science

资源格式: MP3

发行时间: 2005年

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简介: 

伯川德·罗素是二十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有人称他的名字可以无愧地
与罗基(Locke)、休莫(Hume)以及他自己的(非宗教的)教父约翰·斯陶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并列。1935年罗素出版了他为赢得诺贝尔奖项的最重要的一
本书《宗教与科学》。

在《宗教与科学》的第一章罗素界定了他将要讨论的两个论题：科学与宗教。

在界定科学时，罗素说：“科学是一种探索未知的行为，它所借助的工具是对事
物的观察及其在观察基础上的推理。科学总是首先从特殊的事实出发，进而建立
起联结诸多事实的规律，然后再借用这些规律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与科学
理论相关联的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为人类生活创造了前科学时代所难以达到，
或者根本无法达到的舒适和享乐。正是科学技术的成果，使那些寻常的不是科学
家的人们也开始对科学予以极大关注。”

在界定宗教时，罗素说：“从社会的角度看，宗教是一个比科学更复杂的现像。
所有历史上重要的宗教都具备以下三个要素：(1)教会，(2)教规，(3)个人道德
准则。这三要素在特定宗教中的相对地位，依时、依地而有所不同。在古代的希
腊和罗马，在斯多葛派禁欲主义产生之前的宗教，对个人道德准则没有任何规定；
对于伊斯兰教，教会远没有世俗的君主重要；而现代基督教的新教派中，则存在
着一种放宽现存严厉教规的趋势。尽管上述三个方面相对的重要性可能有所变化，
但它们仍然是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宗教与科学冲突的
主要因素。”

这里我们看到，罗素在讨论科学与宗教时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他不是去讨
宗教中的“真正信仰基础”，而是讨论宗教中的“教会，教规，及道德准则”。
实际上，在罗素的后续讨论中他更注重“教规”与科学发展的比较。在宗教中“
教规”人为的成分很多，并且不断变化，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

诚然，这样的“教规”与科学的比较能使科学看来打败了宗教(他后面的论述主
要是针对基督教)。然而，也为这个论证的缺陷打下了伏笔。因为，随着人们(基
督徒)对自己“信仰”的深入探究，宗教中的“教条”也在不断得到修正，也正
如科学本身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一样。如果说，科学的发展打败了某阶段教
会的“教条”就是科学打败了教会的“根本信仰”的话，那么科学的发展修正了
自己前阶段的“错误”也就是科学打败了科学自己？

不管怎样，我们接下来是要探究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前因后果，以说明是基督教
本身的革命对天主教庭的“教条”给予猛烈的冲击，同时为第一次科学革命提供
了土壤与楔机，从而开始了现代科学的发展。而第一次科学革命是罗素用来证明
科学战胜宗教的第一个例证。

罗素在《宗教与科学》第二章中对引起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哥白尼学说与天主教
庭的冲突作了极为详尽的描述。他称为这是科学与神学的第一次交锋，并且科学
打败了神学。

不错，当我们将视野局限在哥白尼学说与当时天主教具体“教条”冲突的事件
上时，正象罗素说的，科学打败了当时的宗教“教条”。但当我们把视野放大
到第一次科学革命之前的宗教改革运动极其深远影响时，第一次科学革命展现
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

在中古时期，罗马天主教日益壮大，教皇的势力与教会的地位不断提高。

在神学上，中古神学家因为发现希腊哲学的体系，因而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去
研究及消化这些体系，更要将哲学的思想融汇在神学中。渐渐地经院神学便形成。
所谓经院神学是用哲学思辩的方式去理解神的启示，逻辑推理成为神学思想的
主要工具。不单如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及宇宙观更渐渐成为人了解神启示的起
点及总结，神学的思想便被困于哲学思维系统的框框内。这样，神一切的作为都
可以用数理逻辑去推算出来，神启示的奥秘也再没有什么奥秘了。最严重的，神
学家往往用一些很抽象的哲学概念来表达启示的真理，神的启示便显得很抽象，
与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仿佛风牛马不相及了。信徒没有对圣经的直接领悟权，教皇
对信仰的解释权凌架于圣经的权威之上。

在科学上，教会也完全接受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理性主义理论：认
为宇宙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秋组成，最中心是地球，向外分别是水、气、火、天空
形体等原球，神在所有的圆球之外，对各圆球产生力，带动宇宙各圆球运转。

这样，在神学上，以圣经为基础的教义不能得以充分研究；在科学上，以实验
观察为手段的现代科学方法也不能得以发展。所以无论在神学上还是在科学上
人们都被套上了锁链，一个来源于教庭，另一个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科
学“正统”学派。

然而，宗教改革的呼声象一股暗流在罗马教庭的僵化权威之下流动。不少信徒开
始倾向追求个人的属灵经历，而个人经验便因此成为认识神很重要的因素，而不
是理性的思辩。一种反经院学究式理性的意识开始形成，信心及个人经历便渐渐
成为人掌握神的启示最重要的因素。终于，由罗马教庭违背圣经，发行赎罪券为
导火线，在主后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引来了马丁路德著名的《九十五条》，
钉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希望教会的领袖及神学家们对他的质疑作出回应并与他
公开辩论。当时的路德已是威登堡大学教授，主要教授经学。从此，轰轰烈烈的
宗教改革开始了。

这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壮观，其影响之深远是当时写《九十五条》的
马丁路德也始料不及的。

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如星火燎原一样地迅速蔓延，最初在德国，后来在瑞士、法
国展开。不久，英国因亨利八世未能取得教皇批准他与皇后离婚，因而与教廷决
裂，另一形式的改教运动也在英国展开。在德国的改教运动产生了信义宗的教会：
在瑞士，由慈运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1484～1531 A．D．）及加尔文
（John Calvin。1509～1564 A．D．）领导的改教运动产生了改革宗的教会；在
英国就产生了圣公会。

在路德的改革神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圣经的权威。他认为：圣经是信徒信
仰生活唯一的依据。教皇的谕令、议会的决定、教会的传统，这一切与圣经对照
起来，便显得微不足道：它们固然可能是真理的表达，但却不是真理的依据，只
有圣经是神启示的真理的依据。

正是在这个宗教改革的大潮后出现了现代科学的第一次革命。

主后一五四三年，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地球不是不动的，而是
作着两种周期运动：每天一个周期的自转和每年一个周期的绕太阳的公转。哥白
尼的理论得到了天文学家加利略和凯普勒实际观察的支持。正象罗素表达的那样，
哥白尼的理论首先是对科学正统的托勒密理论的反动，很自然也违反了罗马天主
教庭的教条，因为罗马天主教庭在科学上相信托勒密理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学家哥白尼本身在早年对神学很有造诣，后又担任牧师
传道。而支持哥白尼的天文学家加利略和凯普勒都是神的敬虔信徒。加利略虽遭
天主教庭迫害，仍认为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而凯普勒曾在神学院专门进修过
两年，他曾说：“我们天文学家是至高无上神在大自然的代言人，大自然提供我
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

正象罗素一样，很多人把哥白尼公案认为是科学与神学的冲突。

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人们对哥白尼公案有了非常不同的认识。以前，
人们常传说哥白尼因发表日心说而受到教廷迫害。 其实， 哥白尼是在临死前才
同意发 表他的《天体运行论》， 并在拿到他的著作之后几小时便去世了。哥白
尼根本没有因发表日心说而受到教廷迫害。 事实上不少教会人士曾催促他发表他
的著作。哥白尼所担心的其实更多的是那些地心说的科学家。而加利略与教廷的
冲突的关 键并不在日心说本身，而在於他解释圣经的原则与教廷的原则冲突。加
利略认为， 凡是涉及科学的经文，都应该按科学重新解释。这就触动了当时教廷
的神经， 因为当时天主教廷对解释圣经的权威问题特别敏感。所以，其冲突的本
质是双方 的解经原则不同。

这样看来，哥白尼公案表现出了两种冲突：一种是改革神学与天主教庭“僵化教
条”神学的冲突，另一种是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
理性主义“正统”理论的冲突。而这两种冲突得以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轰轰
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毕竟第一次科学革命由三位基督徒科学家的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而爆发了。基督
徒科学家们从罗马天主教庭的“教条”中解放了出来，也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理
性主义中解脱了出来，他们以“荣神益人”的极大热情投身于科学研究之中，使
十七世纪的欧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温床。

物理学之父牛顿发现地心吸力、万有引力、光学、力学三定律及微积分等，同时在解
经上的极有造诣，他有圣经关预言的著作远超过在物理上的著作。

化学之父波义尔发现气体的定律，同时他自费翻译印行圣经、资助宣教士到国外宣教。

电磁学之父法拉第发现电磁学与磁场，同时他“相信基督的神性与救恩乃是神的礼品，
及遵从基督的大使命乃信心的确据”。

麻醉剂之父辛甫森在医药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他认为自己最大的发现是救主耶稣。
他写过一份福音单张，结语是：“我仰望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望著他就哭了。
他赦免了我，你为何不仰望他，也可以得生命呢？”。

开尔文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他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
了主基督耶稣。”。

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对现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尤以植物分类法文明。但他一生
敬畏上帝，深感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

如果人们认为上面这些只是个别大科学家的行为的话，那么让我罗列一下其他重
要的基督徒大科学家，但愿你不会因为名单太长而读的乏味：前面是基督徒科学
家的名字，后面是他们重大之创立、发现、发展、发明的领域。

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 实验科学及物理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科学方法

凯百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 天文学

伯提William Petty（1623-1687）– 统计学、经济学

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 流体静力学、比重器

波义尔Robert Boyle（1627-1691）– 化学、气体动力学

雷约翰John Ray（1627-1705）– 自然史

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 动力学、微积分、地心吸力律、反射望远镜

德汉William Derham（1657-1735）– 生态学

邬德华John Woodward（1665-1728）– 古生物学

林尼奥斯Carolus Linnaeus（1707-1778）– 命名学、生物分类系统学

客温Richard Kirwan（1733-1812）– 矿物学

赫耳西William Herschel（1738-1812）– 天体学、天王星

达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 原子论、气体律

克弗尔Georges Cuvier（1769-1832）– 比较解剖学

戴维Humphry Davy（1778-1829）– 热能学、安全灯

克特John Kidd（1775-1851） — 制造化学品

伯鲁斯特David Brewster（1781-1868）– 矿物光学、万花镜（筒）

波老特William Prout（1785-1850）– 食品化学

法拉蒂Michael Faraday（1791-1867）– 电磁学、电场论、发电机

巴巴齐Charles Babbage（1792-1871）– 操作学、电脑学

莫耳士Samuel F. B. Morse（1791-1872） — 电话

亨利Joseph Henry（1797-1878） — 电报

莫利Matthew Maury（1806-1873） — 海洋学、水力学

奥格西士Louis Agassiz（1807-1873）– 冰河学

辛普森James Simpson（1811-1876）– 产妇科学、麻醉学

约耳James Joule（1818-1889）– 热动力学

史托克斯George Stokes（1819-1903）– 流体力学

弗尔秋Rudolph Virchow（1821-1902）– 病理学

波士德Louis Pasteur（1822-1895）– 生物学、生化学、消毒、免役学

孟德尔Gregor Mendel（1822-1884）– 遗传学

法伯尔Henri Fabre（1823-1915）– 昆虫学

凯尔文William Thomson Lord Kelvin — 能量学、绝对温度大西洋电线

赫京士William Huggins（1824-1910）– 天体光学镜

雷曼Bernhard Riemann（1826-1866）– 非犹克力登几何学

李士特Joseph Lister（1827-1912）– 麻醉外科学

史特威Balfour Stewart（1828-1887）– 离子电学

马克司斯韦尔James Clark Maxwell（1831-1879）– 电力学、统计热能学

戴特P.G.Tait（1831-1901）– 向量分析学

史超特John Strutt, Lord Rayleigh（1842-1919）– 模型解析、贵族气体

弗兰明John Ambrose Fleming（1849-1945）– 电子学、电子管、热动力学

兰色William Ramsay（1852-1916）– 同位素化学、原素蜕变

。。。。。。

或许这就是第一次科学革命前后令人激动的大图景！不知哪位史学家说过这样发
人深省话，看来是有道理的，那就是：

“基督教是现代科学的接生婆”！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无数人将罗素视为这个时代的先知，而与此同时罗素的许多政治立场却又是十分有争议性的。他出生于1872年，当时大英帝国正值巅峰，逝于1970年，此时英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其帝国已经没落。

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生平
罗素出生于英国威尔士（Wales）的一个贵族家庭，祖父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在1840年代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父亲安伯雷子爵（Viscount Amberley）在当时是一名极端开放的无神论者，甚至允许自己的妻子与孩子的家庭教师发生关系。罗素的母亲也出生贵族，她在罗素2岁时便去世了，2年后，罗素的父亲也去世。罗素是这个辉格党家庭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教父是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弥尔。

在双亲去世后，罗素和他的哥哥富兰克·罗素（未来的罗素勋爵二世）就由祖父母抚养长大。与当时其他上流社会的子女一样，罗素由家庭教师专门教授。罗素在17岁时认识了美国人阿莉丝·皮尔索尔·史密斯（Alys Pearsall Smith），很快便爱上了这位姑娘，两人在1894年结婚。这段婚姻在1911年宣告结束，主要是因为罗素的不专情：他和包括奥特林·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夫人在内的多人都曾有过亲密的接触。

1890年罗素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哲学、逻辑学和数学，1908年成为学院的研究员并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成员。1920年罗素访问俄国和中国，并在北京讲学一年。1921年，罗素与前妻离婚后与荳拉·勃拉克（Dora Black）结婚，他们育有2个孩子。这期间罗素已经因为参与反战活动而被校方开除，他通过出版各种有关物理、伦理和教育方面的书籍谋生。1927年夫妇俩人共同建立了一所教育实验学校皮肯·希尔学校(Beacon Hill School)。

1931年罗素的哥哥去世，罗素继承爵位，成为罗素勋爵三世。但是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这么称呼自己，或被别人这样称呼。

罗素和荳拉·勃拉克业很快因他与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段婚外情而告终。1936年罗素再与一名牛津大学学生派屈西亚·斯彭斯（Patricia Spence）结婚，他们最初是在1930年认识的。两人也生有1个儿子康拉德（Conrad）。1939年罗素搬到美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学，并很快被任命为纽约城市大学教授。但是当这个消息一曝光，地方法院就取消了他的教授资格，认为他在“道德上”无法胜任教授一职。他在1944年回到英国，并重新执教于三一学院。

1952年罗素再度离婚，和一名美国的英语教授结婚。1960年代罗素出版了自己的三卷自传，并曾参与了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调查。1970年去世，骨灰被撒在威尔士的群山之中。他的爵位由其与多拉的儿子约翰·康拉德·罗素继承，为罗素勋爵四世。罗素勋爵四世于1987年去世，爵位由罗素的小儿子康拉德·罗素继承，为罗素勋爵五世，这位罗素勋爵五世是位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以及英国上议院成员。罗素勋爵五世于2004年10月去世，爵位由1968年出生的他的儿子，也就是罗素的孙子，尼古拉斯·罗素继承，为罗素勋爵六世。

哲学思想与贡献
罗素最早对数学产生兴趣，然后才逐渐转向哲学方面，因此他在数学方面也有很多重要的建树。在数理逻辑方面，罗素提出了罗素悖论。罗素在1900年便认识到，数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1910年，他和他的老师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一起发表了三卷本的《数学原理》，在其中对这一概念做了初步的系统整理。

哲学上罗素最大的贡献是和G·E·摩尔一起创立了分析哲学，此外他还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哲学史方面做出过贡献。在剑桥大学时罗素信奉唯心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但是在1898年在摩尔的影响下罗素放弃了唯心主义，转而研究现实主义，并很快成为“新现实主义”的倡导者。罗素此后始终强调现代逻辑学和科学的重要性，批判唯心论。

罗素的分析哲学由此诞生：通过将哲学问题转化为逻辑符号，哲学家们就能够更容易地推导出结果，而不会被不够严谨的语言所误导。罗素认为哲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不同只是在于其研究的方向（哲学研究更广泛的内容），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应该是相同的。哲学和数学一样，通过应用逻辑学的方法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答案，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一种理想的逻辑语言。

在伦理学和道德方面，罗素持的是开放态度，认为过多的道德束缚是人类不幸的根源，道德不应限制人类本能的快乐，因此提倡试婚、离婚从简和节育等，认为未婚男女在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发生性关係并非是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观点使他在美国遭到激烈抗议，最终还导致他失去了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职务。在教育方面罗素认为学生的言行举止不应受到约束与限制，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于1927年一起创立了一所试验学校。

和平运动
罗素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他曾反对英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因此被罚款并丧失了三一学院的教职。1918年他还因反战活动而判刑6个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支持过绥靖政策，但是后来又支持与纳粹德国作战，因为他意识到希特勒必须被消灭，否则将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罗素始终认为，任何战争都是罪恶的，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战争是在很多种罪恶中较轻的一种。

1948年11月20日，在对威斯敏斯特学校学生的一篇演说中，罗素惊人地指出，美国应该先发制人，用核武器彻底摧毁苏联，因为这样的后果要比苏联研制出核武器后爆发核战争好得多。但是之后罗素改变了看法，认为核武器裁军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并从此致力于核裁军运动。1954年氢弹爆破成功，罗素进一步意识到核武器将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1954年4月，罗素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号召世界各政府体会并公开宣布它们的目的不能发展成世界大战，而我们号召它们，因此在解决它们之间的任何争执应该用和平手段”。除了爱因斯坦在临终前签字外，汤川秀树和莱纳斯·鲍林等多位科学家都在宣言上签字。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参与一个核裁军的游行后被拘禁了7天。他反对越南战争，和萨特一起于1967年5月成立了一个民间法庭（后来称为“罗素法庭”），揭露美国的战争罪行。

在肯尼迪遇刺事件发生后，罗素是最早几个对官方的事件版本提出异议的人之一，并罗列出了案件的16个疑点。

在宗教上罗素相信上帝不存在，但是无法证明；政治上罗素的立场接近于民主社会主义：他支持政府为穷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反对共产政权的极权统治。

著作
《哲学问题》
《西方哲学史》，1945年 （因书获得诺贝尔奖）
《幸福之路》1930
《我的哲学发展》1959
《婚姻与道德》1929
《教育与社会秩序》1932
《权威与个人》
《科学的未来》
《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
《权力:一种新的社会分析》
《数学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 (1910-1013)
《数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1903)
《中国问题》
《宗教与科学》
《工业文明的前景》
《自由之路》
《文明之路》
《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1927)
《人类为什么战斗》
《心灵分析》
《物性分析 (The Analysis of Matter)》[1]
《自由与组织》

ii

罗素论中国人的性格
　　
　　
　　
　　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论调：中国人不可思议，满脑子的神秘思想，我们难以理解。如果到中
　　国去长期生活体验一下，可能也会使我抱这样的观点。但是，依我在那个国家讲学期间的
　　所见所闻，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迹像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我与中国人交谈就像与英
　　国人交谈一样，他们回答我也很像英国人回答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
　　智。我根本不相信“东方人阴险”的神话。我确信，在一场互相欺骗的游戏中，一个英国
　　人或一个美国人十有八九会战胜一个中国人。可是当许多相当贫穷的中国人与富裕的白种
　　人做生意时，这种活动常常只是有利于其中的一方，那毫无疑问，白人受骗上当，而中国
　　人只有像派驻伦敦那样的昏庸官僚才会如此。
　　
　　中国人最博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是他们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不论是到中国去旅游
　　的，还是多年居住在那儿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喜爱中国人。尽管英日两国结成联盟，
　　但是我想不起哪一个孤身在远东的英国人，会像喜爱中国人那样喜爱日本人。只有那些在
　　他们中间长期生活的人，才能获得自己的看法和标准。初来乍到中国，一定对那里显而易
　　见的弊端感到震惊：乞丐成群，贫穷惊人，疾病横行，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每个有正义
　　感的西方人，无不首先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改革。
　　
　　
　　但是，中国人，甚至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表
　　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态度。他们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会自行消失一样，等待着中
　　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而且，这种盲目的观望等待态度，也逐渐影响到被搞糊涂的外
　　国旅游者的理智。等一阵愤恨过去之后，他们开始怀疑起自己原来一直确信无疑的信条是
　　否正确。时刻提防不幸的可能降临，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明智？放弃现有的欢乐，终月想着
　　灾难的可能在某一时刻到来，是不是一种慎重？难道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建造一座永远无法
　　居住的海市蜃楼中度过？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持否定态度，因而他们能忍受贫困、疾病和腐败。但是，作为对
　　这些弊端的自我补偿，中国人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他们经常自娱、逗笑，在阳光下取
　　乐和讨论哲学。这是工业化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国人，包括各阶层的人，比我所了解的任
　　何民族都更喜欢开玩笑。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找乐趣，而且总是用笑话来缓和争端。
　　
　　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行人坐在轿子里，被抬着穿过山丘地带，路途崎岖险峻
　　。这些抬轿子的苦力十分辛苦。当旅途到达山的最高处时，我们要求他们停下来歇十分钟
　　。他们立即生成行拿出烟斗，又说又笑，似乎对世界上一切都毫不在意。如果在其他任何
　　国家，只要稍微有点心计的人都会在这种情形下抱怨这炽热的天气，以此要求增加小费。
　　我们在那时却担心汽车是否已在指定的地点等候我们。遇上有钱的中国人他们会给你海阔
　　天空地探讨一番：宇宙的星辰日月是循环式地转动的，还是直线式地轮回运行的；一个完
　　美的哲人是彻底地奉献自己，还是有时也考虑一点自己的利益。
　　
　　你偶尔会遇见一些一叶障目、被假象所迷惑的白人。他们被一种假象所迷惑，认为中国是
　　一个不文明的国家，这种人恰恰忘记了构成文明的要素。在北京没有有轨电车，电灯也很
　　落后，这是事实；但是，北京有许多令人神往的、非常美丽的地方，并且至今完好无损，
　　而欧洲却为了从这些地方挖煤槽蹋得肮脏不堪，这也应该是事实。有教养的中国人善于写
　　诗作赋，而不善于记住《特克年鉴》里可以轻而易举查明的世间百事，这更是事实。一个
　　欧洲人在向旅游者推荐下榻地点时，往往告诉你，那里乘火车很方便，因为对欧洲人来说
　　，在选择任何一个地方的住处时考虑交通便利是最重要的。但是，中国人却会对火车只字
　　不提，即使你问起，他也会答非所问。他兴致勃勃地告诉你的是，哪儿有一个古代皇帝营
　　造的宫殿，哪儿湖中有一个栖身之地是唐朝一名忧心天下的著名诗人所建的。正是这种文
　　化视野和看法不同，而被西欧人误认为不文明。
　　
　　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即使是一个受过欧
　　洲文化教化的人，也不会损失这种特性。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很谦恭的。
　　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信，他们承认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强，但中国人却认为国家的强
　　大主要来自于人或民族的素质。我认为，中国人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
　　、最文明的国家，而西方人对此不能接受，因为判断的标准截然不同。但是，中国人的这
　　种观点也逐渐被西方人认为至少不是荒唐的，因为各自持有的价值标准不同，结论也会不
　　同。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在所处环境内引起尽可能多的变化；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得到尽
　　可能多而奢侈的享受。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这种性格差别，形成根本的鲜明对照。
　　
　　我们西方人崇尚“进步”，这只不过是渴望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伦理上的幌子罢了。如果
　　有人问我，机器是否真正地改善了这个世界？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的回答语无伦次：机器确
　　实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它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确信，十有八九所
　　谓崇尚“进步”的西方人，所谓爱好“进步”实际上是嗜好权力，喜欢根据自己的主观意
　　愿，使事物发生变化和差异。为了追求这种乐趣，一个美国青年会没命地工作，以致当他
　　成为百万富翁时，自己却成了消化不良的受害者，被迫靠吃烤面包和白开水为生。他在设
　　宴款待宾客的许多筵席上，面对山珍海昧自己却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即使如此，他仍然
　　会自慰地想，他能控制政治，按其投资的需要能发动或阻止战争。恰恰是这种特有的气质
　　，使西方民族具有“进取性”。
　　
　　当然，中国也有抱负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只是不像在西方那样普遍。而且他们的抱负和
　　雄心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并不优于西方的表现形式。他们选择了由偏爱享受权力而产生
　　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贪婪泛滥，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金钱意味着能带来享乐，因而
　　中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求的对象。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人们渴求金钱，只是把它看作争
　　取权力的工具。政治家追求获得权力，并非看重金钱，因此经常满足于个人寒怆拮据的生
　　活。在中国，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搜刮大量钱财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适当时候身持巨额财富逃往国外安享余年。事实上，逃离后丧失了
　　权力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显然，这样的中国政客们所造成的社会灾难仅限于他们管辖
　　的范围以内。而我们西方政府则不然，为了在选举中独占塑头，不惜损害包括本国利益在
　　内的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
　　
　　中国政界的腐败和混乱所造成的损害，远不如我们想见的那么可怕。我们西方的所谓“高
　　效率”政府，特别是日本政府那掠夺成性的追求巨大权力的欲望所带来的灾难比中国要大
　　得多。绝大多数现代政府的行为都具有危害性。因此，他们乾得越差，效果就越好。在中
　　国，政府懒散、腐败、愚昧，那里却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在世界上其他
　　国家已丧失殆尽、
　　
　　中国的法律像其他国家一样不完善。有时候，某人因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在国外势力的
　　压力下坐牢，正如他会在英国、美国遭到同样命运一样。但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平常在实
　　际生活中，很少有乾扰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情况发生，就如个欧洲人在1914年以来，一个美
　　国人在1917年以来，享有个人的自由一样。一个中国人并没有需要随波逐流的压力感。人
　　们依然只需像自己，并不担心所得出的结论公布后会引起怎么样的后果。个人主义在西方
　　已被废弃，但在中国却依然生存着。这有好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中国的每个劳苦百姓
　　，或多或少保持着自我尊重和人格尊严，而这在西方只有极少数金融寡头才有。
　　
　　中国人的“死要面子”经常使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可笑。然而，中国人仅仅是要求实
　　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个人尊严。每个人都要“面子”，甚至连社会地位最卑下
　　的乞丐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想严重触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那你就不要使他丢面子，不然
　　你就是在羞辱他。如果你用违反中国道施规则的方式和一个中国人讲话，那他一定会嘲笑
　　你；如果中国人不想把你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冒犯，那你的话必定被他们当作了笑料。
　　
　　有一次．我认为我教的一些学生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用功，我就像以前对我的英国学生那样
　　谈了些看法。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些学生都很不自在地笑了。我对此感到
　　很惊讶，后来我才搞清楚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人，甚至那些最文明的人远比我们西方人更
　　讲究客套。然而这种习惯不利于提高效率，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诚挚而
　　真实的关系。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将希望减少一点表面客套带来的痛苦。但是，中国
　　人由于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已经养成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心性。中国人的彬彬有礼与我们西
　　方人的直率相比，究竟孰优孰劣，我尚不敢断言。
　　
　　在一个英国人看来，喜欢妥协和屈服于公众舆论的压力，是中国人性格中的特点。很少有
　　一种冲突发展成为轩然大波。满洲皇帝的待遇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国家一
　　旦变为共和国，人们向来是砍掉被废黜的君主的头，或至少将其流放到国外。在中国给皇
　　帝依然保留皇上的称号，华丽的宫殿，大批的太监内臣，每年九百万元的贯俸。溥仪现在
　　正满十六岁，安宁舒适地住在紫禁城内。在一次国内战争中，他曾名义上复辟过几天，但
　　他又一次被推翻，并没因为他的复辟行径而受到任何惩罚。
　　
　　在中国，公众舆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1920年北洋军阀御用的“安福国会”的垮台主
　　要归咎于舆论的压力。这个国会是亲日派，并接受日本贷款。对日本人的切齿仇恨，是中
　　国人的一股最强大、最广泛的政治激情。这场反对“安福国会”的运动是在学生们的宣传
　　鼓动下发起的。一开始，“安福国会”有着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力量，但当士兵们在舆论影
　　响下明白了应当为谁而战时，就开始倒戈。最后反对派进入了北京，几乎不打一枪就一举
　　推翻了“安福国会”的政府。
　　
　　这种公众舆论的影响，在一次教师的罢工斗争中也起了关键作用，那场教师罢工斗争在我
　　离开北京时取得了胜利。当时政府由于腐败，财政资金一直紧缺，拖欠了教师好几个月的
　　工资。教师们被迫在学生们的声援下向政府和平请愿，强烈要求颁发工资。结果，士兵和
　　警察出面镇压，双方发生冲突，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受了伤。尊师重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
　　刻而广泛的基础，因而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报界立即发表文章表示声讨此事，
　　政府刚得了三个依凭武力强行敲诈勒索的军阀900万元的不义之财。政府如果拒绝教师们
　　提出的几万元的合理要求，实在找不出任何借口，无奈只能向舆论屈服。我想在盎格鲁撒
　　克逊人的国家里，不会因为教师的利益而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
　　
　　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更令欧洲人吃惊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外国人对中华
　　民族生存造成的威胁。他们清楚地知道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的侵略行径，也明白在香港的
　　英国人正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广州革命，企图建立一个亲英的南方政府。他们深知，世界上
　　所有的列强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尚未开发的丰富资源，特别是对中国的煤炭、铁矿垂涎三
　　尺，虎视耽耽。日本是放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典型。日本通过推行野蛮的军国主义，实行
　　严酷的纪律，倡立一种新的反动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业主义者的贪婪欲望。
　　但是，中国人既不模仿日本，也不愿驯服地屈从外国势力的控制。他们考虑问题，不是以
　　几十年计算，而是以几个世纪计算。他们以前曾被外族征服过，首先是蒙古人，之后是满
　　族人；但最后这两个外族征服者，却都反被他们同化了。中国的文明渊源流长，亘古不变
　　；经过几代人之后，入侵者反变得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了。
　　
　　满洲里地域广阔，有一片可供移民的土地。日本人声称需要殖民地容纳其余的人口而侵入
　　满洲里。然而，中国内地迁移到满洲的移民比日本要多一百倍。不管满洲此时的政治势态
　　如何，它必然仍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处境危难，满洲里将会重新回归中国所有
　　。四万万中国人汇聚成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
　　，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尽管中国也有内战，但只是表面喧闹。中国人蔑视敌人军
　　队的方法，他们一直等到敌人在自相残杀中消耗了锐气和精力才起来反抗。
　　
　　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
　　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
　　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中国文明也
　　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早先的佛教影响，直到现代的西方科学的影响。但是，佛教
　　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没有把他们变成欧洲人。在中国我遇到一些人，
　　他们像我们西方国家教授那样熟知西方文化。然而，他们并没有失去文化心理上的平衡，
　　也未脱离自己的人民。他们认为，西方一些不好的东西，如野蛮好战，动乱不安，欺负弱
　　小，利欲熏心，追求纯粹的物质享受目标等，是不可取的。而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西方
　　科学，中国人则希望学习采纳。
　　
　　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已经变得几近僵死，其文化与艺术已不像过去那样具有生机，孔子的
　　儒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求了。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
　　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
　　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期望开拓一条更为理
　　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
　　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谈了中国人性格好的一面；但是中华民族如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
　　样，也有其不好的一面。我不情愿谈及中国人性格上的弱点，因为我在与中国人交往中深
　　深感受到中国人是这样的谦恭有礼，温和善良，宁愿说自己这些好的感受。但是，不论是
　　出于对中国的真正友善，还是从尊重事实的角度来看，不承认中国人性格中的弱点是错误
　　的。我只要求读者能记住，平心而论，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我所遇见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之一。同时，我准备起草一份严肃的起诉书，控告任何一个欺侮中国的列强。在我快要离
　　开中国之前，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诚恳地要求我谈谈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缺点。我以犹豫
　　的心情谈了三点：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说起来很奇怪，这位作家非但不生气，反而
　　承认我的批评公正中肯，并和我继续讨论可以对这些缺点进行医治的办法。这也生动地体
　　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最大美德。
　　
　　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使每个西方人感到震惊。他们缺乏人道主义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促
　　使西方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安慰自己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给他人造成的不幸．例如，
　　我们一再禁止奥地利加入德国，阻止他们移民和获得工业原料，结果，除了一部分维也纳
　　人愿意靠我们的救济行善而活下来以外，许多人都饿死了。中国人没有花精力去饿死维也
　　纳人，也不会仁慈行善，让一些维也纳入活下去。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几百万人死于饥荒
　　；有的人为了几块钱将自己的孩子出卖当奴隶，如果得不到这样一笔钱，他们甚至会杀死
　　这些孩子。救济饥民这种行善事业，许多都是白种人在那里乾，极少有中国人所为。即便
　　有极少的救济金也被贪官污吏所吞噬，当然，也可以这样说，西方人之所以这样做，与其
　　说是帮助中国人，倒不如说是出于安抚自己的良心。只要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和农业生产方
　　式依然如故，发生饥荒将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这一次饥荒中靠别人的慈善救济幸存下来
　　的人，也许在下一次饥荒中很难逃生。
　　
　　中国只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可以永远消除饥荒的
　　。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采用不同于白人靠单纯救济的方法去拯救饥
　　民。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缺乏同情心都有一种同样的解释，并且对许多有关问题的看法是
　　趋向一致的。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无法理解。如果一条狗被汽车严重辗伤，十有八九过
　　路的中国人会停下来对这条可怜的狗的痛嚎感到好笑，并以此取乐。看到痛苦本身并不会
　　引起一般中国人多少同情心。事实上，他们好像看到别人痛苦还感到很惬意开心。从中国
　　历史以及1911年以前刑事法典来看，中国人决不是没有残忍行为的心理冲动，但我本人并
　　未遇见这种情况。有一点必须指出，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是残忍行为的实践者，只不过我们
　　西方人用伪善部分地掩盖了我们的残忍行为。
　　
　　懦弱，是中国人的令人一看便知的一个缺点。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真的就缺乏勇气，贪
　　生怕死。在战场上两军相战，双方都想逃离战扬，胜利就属于首先发现对方溃退的一方。
　　但是这只能说明中国士兵是明智的人。因为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军队也纯粹是由雇佣兵
　　组成。当势态严重时，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据说中国人打得非常勇猛顽强，特别是
　　他们在有良帅骁将时更是如此。然而，我认为中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相比，中
　　国人可算不是勇敢的人民，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知消极地忍耐。中国人的忍耐精神是少有
　　的。中国人会为了在许多好战的民族的人看来全无必要的动机，如只是为了不肯说出别人
　　隐匿被盗物的地方而忍受折磨，甚至死亡。尽管比较起来他们缺乏战斗的勇气，但他们一
　　点也不比我们西方人更怕死，他们随时准备承担自杀的义务就是一个明证。
　　
　　贪心，我以为是中国人最大缺点。生活艰苦，很难挣钱，为了得到金钱，除了极少数受过
　　良好教育的人外，许多人会贪污犯罪。仅仅为了几分钱，几乎所有苦力阶层的人都会甘受
　　一次死的危险。中国与日本打仗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政治家根本不能抵制
　　日本人的贿赂。我认为这种贪婪的缺点可能是根源于经济条件。也许多少年代以来，品行
　　廉洁的人在生活中吃亏了，得不到所需要的钱。只有当经济条件改善了，这种贪婪的情况
　　才会减少。我不相信今日中国的贪污腐败要比欧洲18世纪的情形还要糟。我从没听说过中
　　国的将军比乌尔伯勒公爵更腐败，也没有听说中国的政治家比卡迪纳尔杜布瓦贪污受贿更
　　甚。因此，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人完全有希望变得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诚实。当
　　然至少西方人实际上如何廉洁，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已经说起过，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有点懒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多聪明能乾而又多神
　　多疑。但是，这只是他们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
　　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尽管我很少见到，但这无疑是事实。“义和拳”运动的兴起就证
　　明了这点。中国历史上也或多或少地充满了这样的动乱。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使
　　他们变得不可捉摸，甚至对中国人的将来也难于预料。你可以想像他们中一部分人会变成
　　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勇敢无畏的抗日救国者，疯狂的基督教徒，或狂热地献身于某
　　个最终宣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的领袖。我认为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才使中国人
　　成为世界上最不顾一切后果的冒险者，尽管他们平时一贯小心翼翼。虽然浪漫主义的爱情
　　在中国远远比在西方更受蔑视，但是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由于追求浪漫主义的爱情而丢掉
　　皇冠。
　　
　　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并不容易。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仅仅是中国人保留着一种尚未受到工业
　　化影响的古代文明。所有这些古代文明可能在侵华的日本、欧洲和美国金融资本家的压迫
　　下丧失殆尽。中国艺术正在遭受毁坏，取而代之的是拙劣的模仿欧洲的二流绘画。大多数
　　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都对本民族的绘画缺乏审美能力，而且轻率地认为中国没有遵循绘
　　画的透视法则。
　　
　　到过中国的旅游者发规，独具魅力的中国优良文化传统颇难保持下去。它必将随着工业化
　　的到来而消失。但是，有些东西仍然可以保留下去，如中国人的某些无与伦比的优秀道德
　　品质。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在中国人所有的道德品质中，
　　我最欣赏的是他们平和的气质，这种气质使地们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地是讲究平等公正
　　，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当然，中国人能否继续保持自己温文平和的性格，
　　完全取决于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假如迫使中国人面对像日本在中国实行的那种极端野蛮
　　的军团主义暴行，那么中国人出于自卫而会变得更加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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